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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对悲剧的戏谑都让人无比恶心

这两天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讨论的就是昨天美国成都驻华总领事馆被关闭的事。

我们都知道，前天美国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其实这件事美国媒体并未在媒体公开报道，国内外媒体也都不知道。是当天下午休斯顿总领馆内在烧文件，周边不明真相的居民以为领馆着火拨打了911。很快消防车就来了，领馆却不让消防车进入。

这样的事情在中美关系极速降温的当下是极为不正常的。嗅觉灵敏的记者很快就追到白宫，才知道休斯顿总领馆被限期72小时内关闭。信息化时代，这样的大新闻分分钟就传遍世界各地了，很快国内外的朋友都知道休斯顿总领馆被限期关闭的事情了。

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外交事故，若不反制会显得很懦弱，严重损害大国形象；若是反制，则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恶化，让两国关系陷于胶着。然后昨天外交部就对外宣布对等反制，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其实反制就反制吧，无论做出什么反应，中美关系走向对抗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像美国记者拍休斯顿领事馆着火一样，央视也在成都总领馆附近的楼顶架起了摄像机，还实时直播成都总领馆实况。

反制成都总领馆的新闻是中午12点在社交媒体发酵的，我下午三点睡觉醒来看新闻的时候发现，直播成都总领馆实况的央视直播间有2300多万人。直播间里一片欢呼，这种把外交事故当重大胜利的愚蠢心态几乎占领了整个直播间，真是让人无语。

要知道，美国媒体报道休斯顿领事馆的时候，并没有看热闹的心态，只是周边居民拍到着火的画面，而记者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才发酵起来的。而央视提前架起摄像机等着直播别人着火的做派却是让人极为不齿的。

不像休斯顿总领馆那样拒绝离开，成都总领馆在接到关闭令后就准备离开。为了感受时局看热闹，成都周边居民都前来围观，当地新闻还报道说，等着看领事馆冒烟的吃瓜群众，把周围的饮品店都带火了。为了虚幻的自豪感，一个个大热天里带着口罩来看人家“冒烟”，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只是不知道那些在美留学的成都家长们会怎么想，自己孩子的学业还能不能顺利完成，也不知道外交部做出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留学生和外贸企业们的死活，难道他们只能做双方互殴的炮灰吗？！

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科技也已如此便利发达，但国人心理的辫子却根深蒂固，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褪去。昨天成都领馆刚撤走，今天就有人在领事馆外面放鞭炮庆祝，还有人在领事馆外直播表态唱国歌，似乎关闭领事馆不是被迫反制，而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完全不知道这次外交事故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次外交事故意味着中美关系彻底从合作共赢走向了对立；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贸易顺差的不再；意味着外汇储备失去增长性；意味着中美两国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也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这真是让人对未来感到悲观，但让人更悲哀的还是人性。前几天鄱阳发布和新华社对南方洪灾的感恩和娱乐化处理被全网痛批后，昨天浙江公安对重大案件的娱乐化预告更让人悲哀。

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杭州来女士失踪的案子。前天来女士终于在化粪池里被找到了，杭州警方通报说她的丈夫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引来更多网友的关注，@浙江公安在微博提前预告：“各位，小板凳坐好。”好像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发生在来女士身上最真实可怕的悲剧，而是一出与我们无关的轻松愉快的小品一样。这种对悲剧轻佻的态度，不禁让人感到刺骨的寒意，也让人对这里冷酷的人性感到悲哀。

要知道，来女士是在深夜熟睡之死被丈夫杀害并分尸的，分尸后尸体被丢弃到不同的地方。现在来女士的DNA是警方走访了来女士所住小区1000多名住户，调查了10000多平米的地下车库，排查了电梯井、水箱、窨井、储物柜、烟道、通风管道等建筑隐秘部位，最后在污秽不堪的化粪池里找到了来女士的人体组织。

就是这样一个残忍到突破作家想象力的案子，就是这样一个让看惯了恐怖片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的悲剧，在【浙江公安】那里竟然是一句：“各位，小板凳坐好”，是不是还要配些瓜子和啤酒才对得起你们的提前预告啊！这一次次的，得多麻木不仁才配得上你们的轻佻和无耻，真是让人无比悲哀。

我越来越觉得胡作非为的官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酷麻木的普通人。他们看多了不公，见惯了悲剧，也习惯了残暴，除了亲身体验苦难，没有什么能唤起他们的人性，更没什么能唤起他们的同理心。他们就像大清的遗民，顽固的守卫着自己的旧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绝望的了。

原创：右手墨迹

最新一期《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

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来源：《半月谈》 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参考】

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基尼指数最早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

1）若低于0.2表示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

2）0.2-0.29表示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

3）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

4）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

5）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

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52。

2013年1月18日，中国首次公布全国基尼系数。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我国基尼系数2012年为0.61。

前首席记者告诉你：月入1000元的6亿人，过的是什么生活

要不是总理亲口说，很多人不会相信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

他们看多了宫斗剧中的锦衣玉食，看多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看多了偶像剧中的挥金如土。

他们没有看到城市高楼大厦后低矮拥挤的城中村，没有看到西北东北西南居住在大山褶皱里的人群，没有看到那些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刨食的人群……

这些人群被新闻媒体遗忘了。

我做过十年记者，我知道新闻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他们。

我曾经很多次采访到他们的艰辛生活，但报社都认为没有新闻价值而不让刊登了。

人们看到的是GDP连年增加了，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了，看到的是每个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了，看到的是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那1%的人已经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社会，媒体报道的是他们，电视出现的是他们，人们眼中看到的是他们。

然后，就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那1%。

那一年，西南大旱，我在广西、云南的乡村里采访了半个月。

我坐在长途汽车上，车窗的两边，是连绵不绝的贫困村庄。

村庄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一片死寂，好像一座座坟墓。

曾经有过的炊烟袅袅、笛声悠扬，曾经有过的孩子们欢天喜地，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我走进一座座村庄。

我看到过孩子们的碗里，有的放着几根咸菜，有的放着两根辣椒，还有很多人只吃白米饭，连辣椒咸菜都没有。

有一年，我走进一座学校里，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吃饭，让我拍照。

十几个孩子，一人一碗米饭，中间放着一碗炒黄瓜。盛菜的碗很小很小。

孩子们吃好几口米饭，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薄薄的黄瓜。

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学校看到你来了，今天才给孩子们炒了一盘菜，平时没有菜的。

这座学校，在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的家乡。

这些年，我寻找并采访了几百名抗战老兵，走进过从南方到北方的很多乡村。

我看到过捡破烂的抗战老兵，看到过住在危房里的抗战老兵，看到过靠志愿者救济的抗战老兵，看到过无儿无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抗战老兵……

我费尽周折，来到一座村庄，想要采访一名抗战老兵，却得知他在半个月前，喝农药死了。

因为生活极度贫困，他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我找到一名抗战老兵，问他有什么心愿。他是入赘到这座村庄的。

他说，他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在父母坟前烧一炷香，他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他的老家，距离这座村庄，只有四五百里，来回车票不足100元。而他拿不出来。

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

我泪流满面。

有一天晚上，我在武昌洪山广场的公交站台上，等车。

走来了一个老人，满头白发，身材高瘦，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要喝我手中的半瓶水。

他说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没有喝水了。

我从旁边的商店里给他买了面包，买了水。

他双手捧着面包，大口大口吞下去。

他说，他以前是工人，后来下岗了，这些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

就在半年前，我还在资助一个贫苦老人。

那一年，一辆摩托飞驰而过，将他撞飞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摩托车早就逃走了，他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几根肋骨断了，手腕也断了。

他住在城中村，就是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那种村庄，就是电视上从来不会出现的那种村庄。

他卖菜为生。

卖菜的钱，仅仅够自己生存下去。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中国有1%的人穷奢极欲，更有50%的人生活艰辛。

中国的街道上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奔驰宝马，中国的农村更有一望无际的贫穷荒凉。

中国的城市里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但也有高楼大厦背后的城中村。

中国大概有一千万的千万富翁，但也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

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2位，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第71位。

我们只有正视，才能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万海远和孟凡强6月3日撰文表示，关于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5月28日以来这一数据引起外界热烈讨论。

文章说，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有人迟疑，真有这么多的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首先是这里的月收入标准问题，国家统计局一以贯之使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是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无特别说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指标，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够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备开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等最终的社会福利。所以说，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实民生问题，最能反映家庭或个体生活福利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是定性判断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故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甚至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比GDP指标的重要性还要更高。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是吻合的。

文章说，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

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文章表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特色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这6亿人中，成年人未婚的比例为19.8%，平均年龄为38.5岁。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月收入低于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例也占到了9.6%。

从就业形式来看，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总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反观美国，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至少是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因此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若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折算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所以说，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看，中国离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纺锤形结构，分布曲线呈现非常明显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显较大，容易出现明显“被平均”的现象。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

文章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的事实仍很明显，有很大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核心提示

0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我国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月收入仅千元，也就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02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如果三口之家都有收入，那么一个家庭大概在3000元左右。这样收入结构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

新京报快讯 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关注讨论。李克强说，“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月收入仅1000元，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6亿低收入人群，他们分布在哪里？如何解决他们的收入提高的问题？总理记者会的这个信息，释放了什么信号？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

——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还少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新京报记者查询了两组关于居民收入的数据，与1000元的月收入数字可以作一些对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我国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月收入仅千元，也就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另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也就是说，如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也低于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2561元。

人社部专咨委委员、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总理所说的是全国的情况，我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总理的话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低收入群体分布在哪里？

——大部分在农村，城镇中农民工受疫情影响较大

记者查询人社部今年最新公布的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收入数字，北京市和广东深圳市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2200元；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省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

何为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人社部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有的省份经济发展不平衡，最低工资标准按地区分为好几档，省会城市或发达城市归入第一档，后面还可能有第二档、第三档，甚至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

也就是说，安徽省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即为目前全国各地最低的标准，为1180元。

既然月最低工资标准都已超过千元，那这6亿月收入仅1000元的人群，都分布在哪？

李实认为，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如果三口之家都有收入，那么一个家庭大概在3000元左右。这样收入结构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

“在城市有最低工资保障，也有低保。家庭月收入在城市低于1000元的不是那么多。”李实说，在城镇，农村来的流动人口也相对有限，尤其是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

李实进一步解释，收入分配在我国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西部差距仍然明显，“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非常强的相关性，收入低于1000元的基本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李实说。

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问题？

——就业至关重要，同时扩大国内需求

对于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问题，李实认为，关键问题仍然是就业。“不能光靠政府补贴、政府救济，增加就业是增加收入的前提条件，还是要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更重要的政策选择。”李实说。

今年，就业成为做好“六保”工作的首要工作。李克强昨日在记者会上还明确说到，做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这前“三保”，就能实现经济的正增长。

可以说，今年就业政策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政策。那么，如何通过就业解决收入的问题？

李实认为，通过放宽制度限制、放宽政策，可以增加就业，比如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这是可以的。但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李实认为，需求的问题一方面是外部需求，一方面是内部需求，在当前全球疫情发展的形势下，外部需求是无法控制的。

内部需求如何解决？李实表示，一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应该有一个经济刺激计划，让大家有信心。李实说：“信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大家没信心，会减少消费，这就减少了需求。”

此外，李实建议，政府应该尽可能地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救助、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力是很高的，它有一块钱就花一块钱，整个社会救济的对象还是要瞄准低收入人群。”李实说，对于城市中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消费群体。要让这些人有消费的需求，就要解决他们市民化的问题，包括他们住房、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的问题。通过让他们在城镇能够稳定地生活，来提振他们的消费。

“需求领域的问题不断解决，再加上流通领域的搞活，就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促进居民就业，并且使他们在岗位上能有更高的收入。”李实说。

（原标题：总理说的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他们都是谁？）来源 :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