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巴坠江事件沉思录：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刻不容缓
连日来，重庆万州大巴坠江事件持续引发社会热议。这是一场始于一人“错过一站路”、终于一车“错过后半生”的悲剧。葬身于长江之中的十几条鲜活生命，对很多人特别是受害者家庭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真相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的背后是血淋淋的事实。
社会舆论在对这些无辜生命深感痛惜之时，对事件中刘姓女子的死缠烂打无不义愤填膺，对大巴司机不顾乘客生命的理智缺失无不扼腕叹息，并从破坏规矩、损害公共安全的角度对双方互殴作了理性反思，更有甚者通过分析视频对驾驶员打方向盘的“诡异”、是否存在故意报复心理进行了推理。
不管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如何，导致这一悲剧的主要责任在于动手互殴的当事人双方；不管制度设计、防范措施如何缺失，但一车乘客没有起到应有的制止效应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事件结局已然无法改变，追问事故谁的责任更大也于事无补，但悲情发展是不是必然如此呢？有没有可能避免呢？作为事后反思者的我们，倒还可以作出更理想的假设。
比如，作为乘客刘某，如果一事当前，好好说话，多点包容，多点耐心，事态还会如此升级恶化吗？作为司机冉某，如果牢记身系一车人生命安全的天大责任，还会如此针锋相对、意气用事吗？作为其他乘客，在刘某与司机冲突的5分19秒时间内，如果有人站出来有效劝止，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对逝者不敬，而是从更深的层面反思教训，这是让逝者安息、生者警醒的另一种方式。
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都充分说明人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同等重要。这些年，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精神文明与人的现代化，却明显滞后于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管理的现代化。
人的精神或者说国民性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源动力。人的现代化问题不跟上来，诸如重庆大巴坠江事故之类的事就可能还会发生。从这一事件出发，我们是不是需要一场从每个人做起的文明革命？是不是需要把人的现代化重视起来？答案自然不言自明。
有人讲，“照耀人的唯一的灯是理性”。
凡是情绪失控之处，理性之花就容易枯萎。无论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多一分理性与忍耐、包容与大度，人与人之间就会增进一分共识与合力。反之，如果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理性匍匐于任性，行动被情绪牵着走，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社会戾气只会越来越多，再多再牢靠的制度“笼子”，也关不住暴戾的洪水。讲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进而言之，国民公共意识强和敢于维护公共规矩，是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更重要的内涵。
西哲约翰·多恩有言，“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人能够退守孤岛。”
在现代社会，如若每个人对公共生活中的事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别人头上的厄运难免不会降在自己头上。
很浅显的道理，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作为普通公众，遵守规则非常必要，独善其身无可厚非，但在一些时刻，我们是不是不自觉地充当了鲁迅笔下“冷漠的看客”、龙应台笔下“沉默的大多数”呢？这值得扪心自问。
应该看到，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冷漠、束手、围观，催生了悲剧的降临。虽然，孤立地看，每一个具体人的冷漠与旁观可能确实无伤大体，甚至微不足道。
这个问题虽无关道德、无关人品，但却关乎中国国民性的现代化进程。
历史地看，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一直在为此苦苦探寻、高声疾呼，无一例外对旁观之举、围观行动、看客心理进行了抨击与揭露。
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在《呵旁观者文》中写道：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
在梁启超看来，“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行事处事从一己出发，与自己“无关的事”就作壁上观。
对梁启超讲的“旁观者”，鲁迅先生作了更鞭辟入里的分析。
在鲁迅先生眼里，“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鲁迅先生八、九十年前描述的这种场景，在当今社会确实仍在上演。不过鲁迅先生没有料到的是，现今“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已成为一个容易引发道德争议的问题，近些年相继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就是例证。
其实，旁观也好、看客也罢，共同之处就是喜欢局外看“热闹”，不爱入局惹“是非”。遇到事情，虽然不愿出手“亮剑”，但一有热闹看就热衷出面“亮相”。
对此，鲁迅先生当年就观察到了：“倘使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地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
痛感于这种冷漠的围观，鲁迅先生大声疾呼“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想一想。”这两个“想一想”，至今仍有警醒意义。
固然，儒家文化向来教导“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公共生活中的明哲保身之道，看似“保身”，实则未必。
曾写过《天高地厚》《感天动地》等农村主题系列小说的作家关仁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葬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事远理迩。关仁山讲的虽是70多年前的事，但今天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仍不时看到歹徒在大庭广众之中恣意妄为的报道。
公共场域中，旁观的“冷漠”汇到一起，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往往升级为“残忍”，并将侵害到每一个旁观者自身。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青年学者周濂有句话“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共生活中的人，“装睡”躲避不了公共生活的影响，更躲避不了厄运。
正如梁启超讲的，其结果无非“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
故而，面对破坏公共规则的行为，“你、我、他”其实都难以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束手旁观、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螺旋”。
如果“装睡”要以鲜血才能唤醒，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太了一点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呼唤文明革命与人的现代化，就要藉此唤醒那些还在“装睡的人”，或者让他们自己决定醒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我们要实现“强起来”，首先是每个国民在精神上“强起来”。经济建设越是向前推进，文明建设与人的现代化越是不能缺席。
这是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给我们的深刻警醒。
作者： 观潮的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