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关注到了安徽子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克扣雇员工资的事件，今天我又搜索了下进展，发现事情还没有解决。不仅如此，公司李总还要求记者向他道歉，并表示，自己会通过法律手段妥善解决问题，希望记者不要狗拿耗子。
从事件爆出来到合肥当地有关劳动部门介入至今，已经快有两周了，而涉事企业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显得飞扬跋扈，有恃无恐。劳动部门和媒体的介入下，工人维权尚且那么困难，设想没有媒体的跟踪报道，这事情是不是就可能不了了之了呢。
为什么工人维权会这么难？
我想首先是成本问题。老板们的机器不停，每天都可以盈利，而工人只要停下来，就没有收入，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如果被拖欠金额不是很大，大部分打工人可能都会选择抓紧时间再找一份工作。
维权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可能还要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要了解法律条款，准备证据和材料，甚至必要时还要花钱请律师。就算你做好了前期准备，后面还要面临和企业、劳动部门的博弈，其中微妙的僵持和彼此试探颇为考验打工人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保不齐就有劳动部门拉偏架的情况。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店小二”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发展，“企业家”们肯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了，老板们辛辛苦苦为经济做贡献，服务保障当然要做到位，经济上的优惠政策要给，社会上该有的荣誉和地位也要给（“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司法上呢，更应该灵活处理，“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
毕竟抓了老板和地主，谁来组织工人生产和帮助农民种地呢？所以为了工人也要保护企业家，毕竟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都要为了伟大复兴奋斗。至于那些胆大的刁民，该抓的一定不手软，不能因为他们影响了大局。
可是我看评论，有好些朋友还是不明白打工人的难处，甚至指责几个年轻工友不懂法，不守法，非要动用媒体。我觉得这实在有失偏颇，稍微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人都应该知道，工人曾经是我们社会里地位相当高的一个群体，也是知识素养相当高的一个群体。就算是今天，我们新时代的打工人，也绝不是肉食者们的文人们所说的的那样愚昧、偏激。和企业家被高高的捧到天上不同，我们的劳动者们面临着被丑化、污名化境遇。
笔者在大学的时候下过厂，刚开始，我总以为自己读过几本书，一定要比旁人多懂些道理，多一些抗争精神。可是和周围的大叔大婶们聊过以后才发现自己的幼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有趣的经历，甚至是颇为传奇的维权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位大姐一边笑一边掰着手指给讲工伤核定，“同样都是手指，断小拇指是轻伤，断食指就是重伤残废，赔偿会更多……”，
相较之下，我没有他们乐观，更没有他们坚强，毛手毛脚的我在工作中也显得非常笨拙，如果非要说我有哪些“素质”方面高过他们的，那大概也就是我多读了几本书。他们对于《劳动法》之类的法律，也要比我更加的熟悉，他们当然也懂要依法维权，但是当聊到这个话题，大多数人也是默默叹气，说“劳动局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一句话凝练了他们人生中多见识到的许许多多的辛酸和无奈。
对于“依法维权”，我们不能说没有用处，而是说要辩证的来看。比如在一百多年前，有些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甚至14个小时，更没有加班费或者五险一金一说。工人完全没有顺从这种法律，而是选择反抗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长从12小时缩短为10小时，再缩短为今天的八小时。这每一次法律的修订，不都是通过法律之外的斗争推动的吗？
事实上，正是有了历史上那些“违法”的斗争，才有了我们今天的8小时工作制和休息日以及其他福利。所以，法律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法律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性，必然会为了维护某种既有秩序与利益而存在。
现实里，我们总会看到有人谴责工人“违法”讨薪，然而工人“违法”加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来制止呢？大量的打工人迫于被辞退的胁迫，或者出于生计压力而“自愿”加班，这种时刻为何没有人指责工人“违反”劳动法超长加班呢？一定要工人索要加班费的时候，才跳出来说，“你违法讨薪”，这对于劳动者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再进一步来说，在资产阶级法权下讨论劳资的公平意义其实并不大。我想只要稍微读过一些政治经济学，就能认同笔者以下这种说法：私有制下，最公平的劳资关系也不过是资产阶级依据法律对无产阶级进行“合法的剥削”而已。要想真正解决工人维权难的问题，最根本上还是要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要消灭这种人骑在人身上的不平等秩序才能有真正的公平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