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寡头沉浮录：多靠贱卖国有资产发家
 
有人说，俄罗斯人承受的最深重的灾难和摧毁不是卫国战争，甚至不是拿破仑或希特勒，是从1992年开始、目前仍在进程中的私有化运动。它让俄罗斯社会财富损失达1.7万亿美元，相当于打了两个半卫国战争。而同时，私有化运动也催生了以“七大寡头”为代表的金融-工业巨头和寡头专政的经济社会形态。
私有化的弄潮儿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的以“国有资产私有化，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和严肃财政政策”为代表的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产生连锁的恶性循环。1992年俄罗斯开始进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折算成每张面值一万卢布的债券发给百姓。但在动荡无序、价格管制失效、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通胀率达到25倍，百姓无奈将手中仅有的债券出售，一批新贵寡头产生。
据统计，1992年依靠债券私有化中形成的新贵寡头到后期基本没落，大多是借助1994年后贱卖国有资产获得的原始资本积累而起来的。
到1994年，俄罗斯政府“休克疗法”几乎彻底失败，国内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虽然意识到了之前私有化的危害，但在大的金融集团的操纵下，一手利用金融资源，回收贷款，压低资产评估价格；一手利用金融资源收购俄罗斯的实体企业。
当时寡头作为金融和实体的联合体，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主干。1994~1996年期间，俄罗斯私有化损失更严重。据统计，平均一家企业售价为1800美元，而当时一辆本田雅阁汽车的售价是8000美元，可以购买6家俄罗斯国有企业。
寡头经济与寡头政治一直制约着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能力。寡头凭借所执掌的巨额财富和资源在俄罗斯经济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寡头经济造成高度的资源垄断，让市场经济中的合理竞争空间非常有限。
叶利钦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前，与寡头有秘密协议，为获得联合支持，承诺在金融管制上继续放权，国内经济金融与政治利益博弈异常复杂，叶利钦在职期间换了7个总理。
普京是叶利钦任期内最后一任总理。普京担任总统后，在2002年进行了第三阶段的私有化方案。颁布国有资产私有化法，限定购买主体非政府官员、议员和外籍人士。购买过程规范化透明化，不能在类似国资管理内部机构操作。虽然没有完全叫停，但尽可能地增加了寡头私有化瓜分国有企业的成本。
“七大寡头”的沉浮
在外界看来，打击寡头是普京对俄罗斯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曾经的“七大寡头”，或自然病逝、商界沉浮，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悲凉与淡泊之路。像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被投入监狱又被特赦的是绝对的少数。
“七大寡头”中最先离世的是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1998年金融危机中破产、无力偿还23万储户存款的金融帝国制造者维诺格拉多夫，于2008年中风身亡，享年53岁。
而最早被普京整肃的是两名涉及到传媒行业的巨头，金融媒体大亨大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和媒体汽车巨头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从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工业学院被开除转学导演的古辛斯基，非常精通控制舆论，拥有多家媒体，以影响政治。2000年，由于在大选中借用媒体丑化普京，而被迫出售媒体集团股份，逃亡以色列。而列别佐夫斯基在2000年普京当选，整肃寡头的时候流亡英国，2013年3月在伦敦寓所身亡。
目前仍在世、生活相对安适的是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据说七大寡头中最低调内敛的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仍经营着与政府的良好关系，2012年其财产达134亿美元，位列俄罗斯第六。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虽然曾被认为是由商界进入仕途取得发展的良好典范，但其在美所拥有房产和以色列国籍，与作为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驻上院的议员的身份引发反腐争议。（感谢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王伟对本文的指导与贡献）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为什么失败

（1）商品购买实行货币加购物票制度，流动性过剩，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隐性的。国内需求同供给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由于出售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而形成的强大购买力的作用下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长期的货品短缺与货币过剩，在市场经济开放的短时间爆发出来，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必然投机盛行、生产遭到破坏，无法生产出足够商品来弥补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势必造成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严重的投机、生产停滞，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国内证券市场发展不够成熟，老百姓没有形成证券化收益理念，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结果是大量抛售手中的国企私有化证券，造成国企私有化证券价格的暴跌，从而造成国有企业的贱卖。前苏联的证券市场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从证券市场的立法、金融工具的品种、市场发展程度的角度来看，其发展状况都不成熟。
（3）由于国有资产私有化造成的大规模的产权交易使得国内货币需求激增，迫使央行发行大量的货币，使得卢布大幅贬值，而突然放开汇率管制和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市场纷纷抛售卢布购买美元，进一步促使了卢布的贬值。由费雪方程式MV=PT可知，当产权交易规模激增时，大量的资产进入流通领域，T急剧变大，在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的情况下，要保证物价水平P不大幅下降，央行就必须发行货币使M增大。而产权交易不像商品和劳务交易具有稳定性，其交易量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从而使得央行发行货币使M增大后T又减少，结果是物价水平P大幅上升，造成严重通货膨胀。而由于汇率管制突然放开，在国内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场纷纷抛售卢布追逐外币，迫使卢布大幅贬值，国内的高通胀加上卢布的大幅贬值使得市场上形成恐慌性抛售卢布的浪潮，导致恶性循环。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私有化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基本因素：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国内供需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内货币是否存在超发的现象；汇率的波动和国家对汇率的干涉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为为何失败？
一、从创富创造者到财富掠夺者：一个俄罗斯企业家蜕变的案例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一个企业家通过掠夺国家存量财富向大资本家转型的过程。
克里斯蒂娜·弗里兰在她的《世纪大拍卖》中讲述的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著名的寡头之一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的经历，能够很好的说明这种企业家从创造者变成掠夺者的过程[1]：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最初只是一个靠倒卖电影票赚点零花钱的大学生，有点像今天的“黄牛党”。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莫斯科附近的一家钢厂工作。
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改革的逐步推进，个人经营企业变得可能。他和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清洁公司，专门给各个单位擦窗户。在他的父母月工资只有40卢布的时候，他的月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万卢布。
此后，他又开始进入对外贸易领域，从西方进口香烟、香水、计算机、复印机到国内进行销售。
尽管这些活动的合法性都多少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都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实际的经济福利。从经济学上来看，都是值得称赞的企业家行为。
苏 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私有化改革。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个发大财的良机。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做外贸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和西方金融机构的关系，联手收购俄罗斯 那些被匆忙私有化的企业。这些企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把它们购买以后进行重组，改善组织结构引进资金，然后卖掉或者继续经营。
这 种想法相当美妙。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要对一个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重组，绝非一件易事。任何关注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人，都必然对此 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涉及到的企业内部人事关系、财务关系实在是太复杂，稍微做一下变革都会遭遇到利益受损者——不管是企业管理层、当地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职 工——的强烈反抗。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还是从中赚到了一些钱。但这个钱挣得太辛苦了。很快，他和他的朋友，也包括参与此事的西方银行家，就认识到问题所在。一位弗里德曼的西方合作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把这些钱放到“鲁克石油公司或天然气工业公司，它们会挣到多得多的钱。”
也就是说，他们终于发现，在私有化进程中，企业家式的经营是很不划算的。与其从经济建设中获利，不如从掠夺这个国家的存量财富——尤其是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利。
对 此，克里斯蒂娜·弗里兰评论到：“不久，大多数俄罗斯商人，包括寡头们，都发现最保险的赚钱法方式，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啃硬骨头，改变那些企业的运行方 式。真正的摇钱树是抓住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宝藏——这是一种经济性的觉悟。俄罗斯那些最大的私人财富，正是在这种觉悟的引导下积累起来的。但是，对整个 国家来讲，这却是一种最不幸的现实：由于从自然资源中获得利益巨大而且来得相对容易，俄罗斯最好的、最具冒险精神的经营人才被吸引到了那里，而不是真正致 力于振兴俄罗斯经济中那些关键性的生产性部门。[2]”
这种“经济性的觉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掠夺存量财富的收益率高于创造财富的收益率。此时，企业家精神就开始迅速从创造向掠夺转变。
弗 里德曼最先还是从他的进出口贸易中得到这种启迪的。因为他逐渐发现买卖香烟、计算机这种生意再赚钱，还是不如出口石油挣钱。于是，弗里德曼从石油贸易入 手，开始一步一步的向力图控制上游行业进军。他不再收购那些需要重组改造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而是专注于收购石油企业，夺取无需费力生产和开拓市场的石油资 源。
总 的来说，弗里德曼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步。跟那些来自于官僚体系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寡头们相比，他是从认真的做企业开始的。跟宋如华蹬三轮车卖电脑一 样，弗里德曼也曾扛着刷子去挨家挨户给人家擦窗户挣钱。他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在私有化初期还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试图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造，可谓很 有一番企业家理想。与其他寡头相比，弗里德曼本人在西方的名声相当好。
这种企业家理想最终还是向现实屈服了。等他觉悟到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如何才能挣大钱的时候，那些最有价值的最大的石油企业已经被官僚集团和投机者瓜分得差不多了。他只能获得一些中小型的石油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弗里德曼逐步融入俄罗斯寡头集团，成为了在1996年俄罗斯大选中秘密支持叶利钦的“七人寡头集团”的一员。这些人和青年改革派达成协议，以大选获胜以后继续瓜分国有资产作为支持叶利钦的交换条件[3]。
最 后，叶利钦当选，青年改革派履行了大部分承诺。寡头集团的领袖波塔宁获得了俄罗斯第三大石油企业丹斯科和俄罗斯——也是全世界——第一大有色金属企业诺尔 里斯克镍矿公司，并且还当上了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另一位成员，科尔多霍夫斯基获得了尤科斯，它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非国营石油企业，反对这项兼并的西伯利 亚涅夫特约岗斯克市——尤科斯的一个重要石油产地——的市长在1998年科尔多夫斯基生日这天被枪杀，凶手至今没有查明[4]。而弗里德曼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俄罗斯第六大石油企业——秋明石油公司。
至此，那个努力经营清洁公司和出口贸易的企业家完成了从前向发展到下向演变的过程——以低廉的价格掠夺国家的存量财富来一夜暴富。
但 是，寡头集团内部在瓜分“胜利果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分裂。首先是弗里德曼想和波塔宁合作瓜分石油企业丹斯科。可波塔宁想独吞，他联合英国石油公司把弗里德 曼挤了出去。复仇心切的弗里德曼与另一位寡头古辛斯基结成联盟，跟波塔宁争夺俄罗斯最大的通讯企业。关键时刻，青年改革派站在波塔宁一方，弗里德曼再次落 败。
于 是，古辛斯基和弗里德曼掀起了针对波塔宁和青年改革派的“银行家之战”（古辛斯基、波塔宁和弗里德曼都控制着一些大银行，并负责代管一些重要的国家财政账 户比如海关账户、养老金账户等）。这场战争超过了经济战的范围，而是力图在政治上打倒对手。这一次他们获得了胜利，波塔宁和青年改革派领袖丘拜斯、科赫都 被解除了政府职务[5]。但也让政府陷于混乱、政府财政陷入瘫痪——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财源已接近干枯，政府正常运转需要得到控制了金融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寡头们的支持。这对本来就问题重重的俄罗斯经济，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在随之而来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俄罗斯丧失了偿还外债和支付社会保障金的能力，经济社会一片混乱[6]。
获得胜利的弗里德曼终于迫使英国石油公司退出了丹斯科，然后又利用一次很有争议的法庭破产判决，廉价收购了丹斯科下面最大的一家石油开采企业。弗里德曼个人坐拥数十亿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了俄罗斯排名第三的富豪。[7]
在 这一片混乱中，损失最大的并不是寡头们，而是俄罗斯社会的那些中小企业家——那些跟弗里德曼一样靠着努力经营实业逐步成长起来、但是没有转型去掠夺国家资 源的企业家。石油等自然资源出口赚的是美元，而国内贸易则主要依靠卢布。由于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高涨、经济社会秩序失控，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大大缩 水，甚至破产，日常经营活动也无法进行。俄罗斯工业增长率从1997年的1.9%下降为1998年的-3%，居民收入同比下降了10%。[8]
在这场私有化变革中，资本家的掠夺精神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从企业家转型为掠夺者的人大获全胜，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一败涂地。
—— 抽象的来说，财富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企业家和其它社会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如对石油进行冶炼加工，用原材料制造出机器等带来的的价值增值那 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的存量财富。比如石油和铁矿石，这些东西具有经济价值，但它的价值不是谁创造出来的，而是亿万年的自然力的作用 所形成的。在俄罗斯经济中，这还包括了那些在前苏联集体经济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所勘探、建设而形成的自然资源开采能力，以及其它一些经过多年经济建设 形成的国有存量财富。
在国有体制下，这些财富为政府所掌控。企业家要进行生产创造，他获得的财富应该他参与创造的那个部分的价值。同时应该向存量财富的所有者——政府支付其市场价格。这一部分将会成为政府财源。企业家如果想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合理的办法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
但是，私有化的改革，为企业家赚取利润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就是低廉的获得国有存量财富。即利用各种手段，把存量财富的价格压得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将这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
当投入同样的时间和财力获得这个部分利润高于踏实经营的收益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向掠夺者转变，而无心再去推动生产平均成本曲线向右移动，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放慢或者陷入停滞。
二、为什么掠夺者不能向创造者转型？（培养与选拨企业家的成本问题）
当时俄罗斯改革者们认为，只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企业的管理者们 就会精心照顾自己的财产，或者在市场交易中落入有能力将这些财产收益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家之手。这样，俄罗斯经济就可以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病，实现成功转型。因而制度的制定者们就为私人廉价获取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因为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原理，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也就是清楚的界定个某一个人），市场机制就会自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均衡增长。
但是，很显然，这种一厢情愿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俄罗斯私有化产生的寡头们至今没有一个人成为成功的实业家。国有资产被瓜分后的俄罗斯，走上了和新自由主义预测完全相反的道路，直到今天也没有发展出具有竞争力的普通制造业，反而变得严重依赖资源，从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一个落后的资源型国家。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从掠夺者向创造者转变并非不可能。但是，它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从 企业家变成掠夺者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掠夺者变成企业家则非常困难。掠夺是人类从动物中继承下来的兽性，乃是人类的第一本能，几乎不需要学习，这个过程也相 对简单。通过平等交换提高双方的福利的能力（这是企业家才能的一个方面）却是一种逐步进化出来的第二本能，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对他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属 性具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
西方经济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似乎认为只要是个人呆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就可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个掠夺者只要把东西掠夺完了，自然就可以转而变成企业家了。
须知，企业家才能乃是人类具有的难以复制和难以捉摸的创造力，乃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不是人人都有的。整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如果能够正常运转，才能通过优胜劣汰，保证那些具有开拓市场和组织生产的创造性才能的人物坐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制度让掠夺行为的收益高于创造行为，在这个制度中胜出的人物，必然是一批胆大妄为、厚颜无耻，蔑视社会正义和各种法律规则的人。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通 过掠夺来一夜暴富，要让他们突然具备理解消费者的各种精致的需求，用现代化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而且也太辛苦了。
出 于对企业家创造性才能的无知或者是故意的曲解，西方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风险偏好”理论来解释企业家才能。也就是说，企业家就是一群具有风险偏好的人物， 喜欢通过承担较高的风险来获得较大的收益。这种理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数学模型引入对企业家行为的分析，只需要利用概率理论和一堆漂亮的曲线，在加上一 堆数据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比如说某些人愿意冒损失30%财富的风险，得到超过“平均利润”30%的“风险溢价”，如此等等。
按 照这种“风险溢价”的理论，不管是掠夺者还是创造者，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冒风险。那些掠夺者既然如此热爱冒险，必然也可以很容易的变成企业家。而且 它向社会宣传一种极为糟糕的致富方法：冒险。我们时常可以从一些热爱股市或者房地产投机的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嘛，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 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这种话的背后，是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
对这种荒谬的理论，戴维·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引用的彼得·德鲁克的一段话可以进行有力的反驳：
管理学理论的泰斗彼得•德鲁克说过一个故事，值得大段引录如下：
一二年前我参加过在大学里召开的研讨会，讨论企业家行为，会上发言的有几名心理学家。尽管在其他方面各自的论文均有异议，但是论文都谈到一种“企业家性格”，其特征就是“冒风险的倾向”。
席 间有一位著名的事业成功的创新家和企业家，他在25年间把一个以加工过程为基础的创新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行业。众人要求他对论文观点作出评论。他 说，“我本人对各位的论文实在弄不明白。我认为我所结交的创新家和企业家决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我自己就是创新家和企业家。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一种‘企业家性 格’。但是，我知道那些事业成功的人，全都有，或者至少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冒风险的人。他们尽可能确定那些不得不冒的风险，并且把风险减低 到最小程度。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成功。就本人而言，如果我当初想要做个冒风险的人，我早就会去做房地产生意，或者搞商品贸易，或者我就会听母亲 的话去当一名职业画家。”
这和我的经历也是一致的……我认识的那些创新家其成功的条件是，他们为自己确定风险，并且控制风险不再增大。他们成功的条件是，他们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认准机会并加以利用。[9]
以 上引文的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这两句话可以很清楚的说明，企业家不是靠“风险偏好”获利的。或者说，企业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风险偏好”。他们之所以承 担风险，是因为他们具有控制风险的能力。市场经济制度绝对不是一个赌场：一大群敢于冒险的人去碰运气，少数好运的人获得惊人的“风险溢价”，大部分人输掉 本钱。
缺乏对企业家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经济理论，其实就是在努力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个赌场，企业家就是其中的赌徒。
这种理论首先把人类创造力假定为一个标准化的无差异的东西，然后假设所有人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都面对着同样的风险。此时，数学就可以出场了，这个风险是以20%的概率损失30%财富，或者是30%的概率赚到40%的 利润……都可以，然后就是公式的计算。经济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各种模型、实证、计算机……都可以派上用场了。按照这种人类才能无差异的理论，那些 勇于利用制度漏洞掠夺国家自然资源和其它国有财富的人，也必然在面对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时候表现卓越——因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嘛，对不对？他们怎么 可能不变成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就是市场经济。
然 而事实是：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风险。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企业家并不是简单的去冒险，而是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风险化解，创 造出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在别人赚不到钱的地方赚钱。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风险溢价，而是对这种创造力的回报。
彼 得·德鲁克所说的那位企业家，他把“做房地产生意，或者搞商品贸易，或者听母亲的话去当一名职业画家”认为是冒风险，而认为经营他现在的企业不是在冒风 险，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个行业的风险，在这方面具有超越常人的独特才能。为他赢得巨大财富的，就是这种才能，而不是这个行业的风险。
相反，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做商品贸易才是不冒险，才是最稳妥的赚钱的行当。那些判断正确的人就可以赚钱，判断错误的人就会亏本。这里面没有什么“风险溢价”，只有“风险损失”——承担自己的才能控制不了的风险，就要亏本。
“企业家依靠承担风险赚钱”对外人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企业家承担了他们认为是风险的事情，所以企业家赚钱了。但这个逻辑对企业家本人又是不正确的，因为企业家具有控制风险的才敢，他们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赚钱。
再以时下备受关注的“高利贷”问题来做一分析。如果按照“风险-收益”理论，高利贷是没有问题的——高回报、高风险。如果借款的一方不能提供很可靠的还款保证，贷方所要更高的利率理所当然。
然 而，这种风险必须是可控的。银行按照一定的利率发放贷款，对风险的控制相当严格，有一套非常专业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系统，这也是金融学的研究重点。如果借款 人经营失误，拍卖固定资产也好、找担保人代陪也好，总之是要把钱要回来。如果借款人不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干预，把银行贷款拿去用于个人挥霍或投机 的，还会遭到“贷款诈骗罪”的追诉。在这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安排之下，在经过专业训练的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审查之下，银行才敢把资金贷出去。银行能够从发放 贷款中赚钱，不是因为它承担了风险，而是因为它能够控制风险。
—— 控制风险并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把不确定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比如发出去100笔贷款，肯定存在出现对方无法偿还的不确定性，如果经过资质审查、资 产抵押、担保等形式，让每100笔贷款中只有1笔出现问题，那么银行还是可以用99笔贷款赚到的钱来弥补那一笔的亏损，这就叫控制风险。反之，普通人没有 规范的手段和方法借钱给别人，可能借100笔有40笔收不回来，最后那60笔的利息弥补不了亏损，这就是不能控制风险。
对 于放高利贷的人来说，他由于控制不了风险，而通过提高利率来抵消高风险或者说索取“风险回报”，是正确的吗？按照本文的分析，一个人如果承担他控制不了的 风险，他就必须会遭受“风险损失”，而不可能获得“风险回报”。这种情况在民间高利贷案件中屡见不鲜，往往是一个高利贷案件爆发——借贷者出逃或被捕—— 背后就有成千上万的贷款人蒙受损失。这种损失仅仅是由于“风险”带来的概率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