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1 年 11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日前在网络上发表给中共领导人的10个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大量转发。

1、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

中共十八大承认，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并没有真正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果不改变各级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而进行掠夺性发展的制度根源，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2、不要让贪腐肆虐中华。

今日中国的权力寻租，均因权力之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为贪腐创造条件，又为贪腐官员提供了保护。执政党举起了反贪腐大旗，习主席称，〝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如果不保障民众知情监督权，建立公开制度，难有长效！

3、不要让宪法成草纸。

宪政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核心价值是对公权的制约和对民权的保障。中国是有宪法没宪政，其主因是没有捍卫宪法的力量，完全靠执政者的自觉。历史表明，这种自觉是靠不住的。当然，视宪法似草纸也是有报应的，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例证。

4、不要让青年成屌丝。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了问题，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十分严重，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如何让穷孩子们能完成学业，如何为年青一代创业提供机会，如何使公务员制度更加公平，是中国梦真正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底层青年的诉求，国家就会动荡。

5、不要让农民成为流民。

中国现有1.2亿第二代农民工；有4千多万失地农民，他们有的因征地暴富，更多的是失去了生存保障。今执政者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担忧会有更多的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家园。我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要当成追求GDP的手段。

6、不要把虚假当自信。

靠封锁真相，就是天天联播也是假新闻；靠组织强制，就是全票当选也是假选举；靠封官许愿，就是人人歌颂也是假忠诚。政治家的自信，是民众信服的理论、人格及执政能力。他要恪守言论自由，不搞因言获罪；他要坚持公平竞争，让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

7、不要把侵犯公民权利的制度当治国工具。

违宪并严重侵犯人权的劳动教养制度，使大量公民不经司法审判、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是地方政府打击迫害公民的工具，应立即废除；虚伪而破坏法治的信访制度，使大量的信访公民被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医院，应彻底改革。

8、不要把人大当摆设。

人大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选举虚假、代表多为行政及司法机关人员、非职业化、履职限于会议而流于形式。虚化人大便于政治垄断，但从根本上动摇政权合法性。改革可从直接选举的县区人大开始，放开选举，建立履职规范，让行政和司法人员退出人大。

9、不要把体制外的政改者当敌人。

中国向民主宪政转型是历史大势。体制外主张政改者，虽痛恨现体制种种弊端，仍希实现和平有序改变。但他们往往被既得利益视为破坏者，而成为维稳对象。历史表明，当主张改革的力量被体制排斥并成为体制的对立面时，革命性颠覆就会出现。

10、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

今天执政者的历史责任，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们应有强烈的使命，而不是得过且过之辈；他们应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的代表；他们应是国民的道德表率，而不是腐败堕落的典型；他们应青史留名，而不是民间的笑话。

导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日子是神秘的；收入是保密的；老婆孩子的巨款是不能存在国内的。先富的，是他们；先上天堂的，是他们；先天下之乐而乐的，是他们；不断鼓吹稳定、和谐的，还是他们！——题记 

私有制下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

不久前，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分不开，加强执政能力，为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方式和能力，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解决，否则，的确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但在目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根据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掌权，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

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

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明，共产党下台必然意味着重建私有制；历史还将证明，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其他问题可以经过共产党本身的努力得到解决的话，例如历史上的各种党内外教育运动加强了共产党的战斗力，那么，私有化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在这条路走下去，共产党本身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扭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公有制应该被当作维护其执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推进私有化无疑于促使共产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说，私有化是世界为数不多仍在执政的共产党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举动。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

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

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共产党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政府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共产党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

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

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政府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

相反，如果共产党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共产党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

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唯有共产党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共产党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

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政府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

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

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共产党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共产党，不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共产党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

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共产党，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共产党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产党，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共产党，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目前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产党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共产党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

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共产党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

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政府话语中，大有取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共产党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

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推进私有化彻底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

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共产党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

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共产党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共产党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共产党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

共产党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共产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

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

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政府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

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共产党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共产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

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最终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则完全否定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

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

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共产党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共产党的建设历史。共产党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

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

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

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产党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身。

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共产党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改写了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产党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二、共产党演变的几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使共产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共产党不丧失政权。维持共产党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让共产党最终丧失政权。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共产党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共产党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共产党内有些人可能希望共产党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

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共产党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共产党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共产党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产党垮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共产党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共产党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共产党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共产党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

作者：路爱国，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中的“私有化”就是指私有制的普遍化。有一篇网文“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提出民营经济不宜盲目扩大等观点，引来主流媒体一片斥责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发文，予以反驳。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研讨会上，“专家”、“精英”、部门领导也纷纷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这表明，在中国当今社会，私营经济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谁碰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于是群起而攻之。人们不禁问，今天的中国还是不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是不是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难道一些人要脱下虚假的面纱去裸奔?私有化究竟个什么好东西呢?

下面谈谈个人的观点，供网友们评论：

首先，从“共产党”的名称来看。

“共”即共同占有——公有;

“产”即财产，主要是指生产资料;

“党”即政党——代表谋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

所以，“共产党”就是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

因此只要还称作“共产党”就没有搞私有化的理由。发展私营经济，搞私有化，这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共产党人的目标和任务。共产党和其他剥削阶级政党在经济领域的根本区别就是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并建立公有制，而其它剥削阶级政党都反对公有制并坚持发展私有制。所以，共产党天生就是破“私”立“公”的，搞私有化是从根本上对共产党称谓中的“共产”二字的公然颠覆，是把革命的共产党放到一般剥削阶级政党的地位，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其次，从共产党的理论来看，《共产党宣言》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共产人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表明，“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理论的总概括，是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所以，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搞私有化，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特别是在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更没有理由去搞私有化，复辟私有制!

第三，从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来看，它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私有制是产生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根源，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从经济上讲就是一个逐步消灭私有制的过程。我们只有在逐步消灭私有制，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私有化是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背道而驰的。干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还能理直气壮地叫共产党吗?一面搞私有化一面高喊实现共产主义不是百分之百的口是心非吗?

第四，搞私有化者必然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尖锐对立。发展私有制就是鼓励剥削，滋生并纵容新生的资产阶级，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置于资本的奴役之下，这等于共产党把自己也置于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抓大放小”把县以下的国营经济都送给了私人老板，“国退民进”把大批大中型国营企业装进了当权者的口袋，农村承包责任制把全国的农民变成了小农经济经营者进而变成为打工仔。这样实际上是把全国的工人、农民统统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成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奴隶，彻底颠倒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端了别人的碗就要受别人管”，为了生存这些雇佣劳动者不得不听令于老板，共产党没有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使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感到失望甚至绝望。

就连地方政府也一样，在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依靠那些纳税大户，不维护他们的利益，不为他们提供周到的服务，政府运转的巨大行政经费就没有了来源，政府就要破产。所以，在劳资冲突之中，地方政府往往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成为必然，甚至不惜利用黑社会来欺压百性，这才产生了强征强拆，暴力“维稳”等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法西斯手段。地方政府受着两方面的制约，一是中央和上级的，这是明的也是虚的;二是本地的纳税大户们，这是暗的也是实的。有时甚至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维护地方的利益，这就是“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原因。所以，发展私有制是脱离工人农民这个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的，是断送基层政权的最不明智的政策。

第五，发展私营经济，共产党必然遭遇亡党亡国的厄运。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公有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的支持，而不是私有制，不是对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依赖。因为公有制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公有制就会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共产党的威信就是从坚持公有制的长期实践中取得的。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政党能坚持公的制，因此它们都没有资格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执政权)，所以共产党的执政权就稳如泰山。同时在公有制下由于私有制的消灭，资产阶级难以产生并形成阶级，更不可能形成政党来同共产党争天下。这样，即使在公有制的探索中共产党有什么闪失，人民也会谅解，不会有垮台的危险。

私有制的发展就是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和澎涨，(在私有制下，所谓 GDP 增长不过是衡量资本主义增长的量化指标，是不值得夸耀的“成绩”而是罪恶)它们从小到大，形成强大的势力之后，必然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共产党虽然暂时执掌国家政权，但在私有制下不得不依赖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越来越掌握着全国的生产资料，控制着经济基础。共产党在把代表人民管理的生产资料全部送给“先富者”之后，它在脱离了人民的同时又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于是就成了“光杆司令”。虽有权力，但没有经济基础，甚至连国家机器运转的经费都不得不依赖资本家的税收。实力决定一切，在资本势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共产党要么成为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要么就是被赶下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意味着共产党实质上的灭亡，大一统的国家也可能在灾难中不幸分裂。

第六，发展私有制是对共产党光荣革命历史的根本否定。如果搞私有化是“人间正道”，那末还需要共产党领导革命吗?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不是没有共产党也过来了吗?共产党的革命如果只是用现在的私有制代替先前的私有制，只是私有财产权的移位，从一部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那末共产党的革命就只是起了改朝换代的作用，它与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政党的革命就没有丝毫的区别了。这样，共产党过去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都失去了正义性合法性，就被自己全盘否定了。无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在搞私有化的情况下等于共产党自己宣布这一切都错了。邓氏特色集团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正是这个意思，过去毛泽东搞公有制错了，现在邓氏猫王要搞私有制了，所以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的革命历史，就把共产党置于历史罪人的地位，剥削阶级翻案成风就顺理成章。难怪社会上掀起一股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的逆流，其实是特色猫王们的私有化必然带来的恶果。

第七，发展私有制必然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一个“公”字，它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绝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私有制不仅会催生出大批资本家，而且会纵容私有观念的日益泛滥腐蚀人民的灵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私有观念，鼓励人人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迫使中国进入互害摸式。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何以立足?当局者既不敢理直气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敢理直气壮地批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游移于二者之间，这就是共产党搞私有化的尴尬，也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极其混乱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要求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马克思主义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可能改变的。企图把私有制、市场经济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共产党、马列毛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生硬地拼接起来，这种乱伦的婚姻也是根本办不拢的。

第八，在私的制下党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党性，最根本的是阶级性。共产党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的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坚定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提高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些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在一个号召党员带头先富的背景下，培养党员的“先进性”倒不如直白地说是培养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头羊!这种党的建设不是用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来腐蚀和毒害广大党员干部吗?

请问，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当怎样做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呢?是站在工人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回归社会主义，还是响应政府“毫不动摇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训服工具，甚至站到资本家一边反过来同工人斗争?党的建设中能严肃回答并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吗?

党的建设四十年来各种重要会议都说的不少，决议也有，不可谓不重视，可是结果如何人民都看在眼里，干部队伍塌方式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就是最好地说明。离开了破“私”立“公”这个主题，离开了马列毛主义这个真理，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参与，党的建设根本无从谈起。私有化必然毁了共产党，在主张私有制的前提下谈党的建设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言必然是一句反话。还是猫王说的直白—— “解体中共分裂中国”，最终结果和目的也只能如此。

第九，“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确是坚定而又毫迈的政治口号，但是有这种可行性吗?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只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即私有制和公有制，或者说只存在私有制(即特色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原则上讲它们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互相矛盾，互不相容。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伟大时代。而不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同时发展的时代，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不应当有这样的时代。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才是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辩证关系。私有制是在瓦解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原始社会解体和中国的“私有化”改革难道不是这样;同样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在瓦解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 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这样进行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怎么可能并驾齐驱地同时发展呢?一个方面的发展必然“动摇”另一个方面，两个方面都“毫不动摇”地发展从何谈起呢?

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时代经过破“私”立“公”的斗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主体地位了，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毫不动摇”地发展的结果，公有制经济仅剩不到 30%了，就是剩下的一点点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了;而私有制经济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占到70%以上。这究竟是在“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在“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发展私有制经济呢?只要不是呆子都可以作出正确地回答。

所以，前一个“毫不动摇”是假，后一个“毫不动摇”才是真;前一个“毫不动摇”是为了安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后一个“毫不动摇”是给一小撮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吃一颗定心丸;用一个虚假的“毫不动摇”来掩盖另一个真实的“毫不动摇”，这样作的结果是为资产阶级的发展鸣锣开道，这不是共产党应当干的事。

第十，私有制下并不一定公平地保护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私有制必然产生剥削，而剥削本身就是掠夺属于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只是这种掠夺被认定为合法。所以，私有制只保护一小撮有权有钱人掠夺别人的财产，并不保护工人农民的财产。而且人民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私有制社会最普遍的事实也是最生动的写照，中国私有化的现实也正是这样。

私有制社会甚至也不保护每一个有钱人的财产。因为这样的社会遵循的是成王败寇的法则，一旦一个统治者被另一个统治者所推翻，前任统治者不但财产要被彻底清算，而且要被诛连九族，斩草除根。所以，历代被推翻的皇家的后代很难逃脱断子绝孙的命运。可见，私有制就是迫使人类互相残杀的恶魔!

私有化完全是少数人极端自私、目光短浅和哲学无知的政治法律败笔。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哲学耻辱，它侮辱了人类的智商，把人类变为从林兽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也是最后的一种私有制形式，不消灭这种私有制，在少数官僚特权卖办阶级的肆意横行下将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为了拯救人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所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为推翻特色修正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英勇斗争!

编者按：郭一平，著名学者、时评家，曾与郎咸平、戴旭、时寒冰、于建嵘、张宏良、易宪容、曹建海、孙锡良一起被网民公推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近期，郭一平先生发表发表了这篇醒世新作，与大家共赏：

当今中国至少有三个大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国命关天的问题——

一、民众信仰问题——民信问题

人民大众和治国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百姓相信，官场也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国家是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问题就在这，改革开放30年，经济是发展了，却把一个民族的信仰搞丢了。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普通大众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这是最可怕的。

毛泽东活着，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毛泽东死了，金钱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

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必然出问题。都为了钱，官场就会腐败，买官卖官。都为了钱，教育也会腐败，高学费，低质量，一个大学就会变成文凭批发部。都为了钱，医院就不再施行人道主义，就会见死不救。都为了钱，企业就会生产假劣产品，残害大众。……这就是30年来存在的最大问题。

当今所有的乱象，皆出于信仰的丢失。

金钱主导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全民族共识。原因也在于“四高问题”——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

你有辆宝马，我骑个自行车，我不嫌丢人。你穿世界名牌，我穿30块钱的衣服也不自轻。但是，你让我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不行了！因为后者是我作为一个动物的低级要求。

人只有满足了低级需求，才有可能去追求高级需要——服务社会，追求远大理想。一个国家的90%的人群，都在为低级需求而终生奋斗，那么就不去追求高级的，因为没有条件去追求。主要应该是这样的。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今天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罔顾党和国家的三令五申，连几千年的治国理念也不要了。让广劳动者为低级需求而毕生奋斗，这样，国人的精神境界如何提高，社会道德何以净化？民族创造力何以谈起？

今天的中下层人民，之所以看重金钱，是因为他们的确离开钱不能活。是现实把他们逼成这样了，逼着他们把金钱当作价值观的全部。

为人民服务，让百姓吐气，让民族扬眉，让贪官却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也是立国之本。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的理论，但根子不能动。

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国家没根子，人心不就乱了吗？

如果另搞一套理论，能得到90%的中国人民认可吗？中国人民都不认可，光你主流媒体喊叫有啥用？大家的心还是散的。对不对？奇怪的是，某些人另搞一套还不算，还骂毛泽东，骂毛泽东思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些做法，就是让中国人民信仰危机的根子。网上写篇文章，一有怜民的、针砭时政的、推崇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马上删了。可那袁腾飞公然骂毛泽东，一个大中国却没有人处置。这不奇怪吗？

二、发展方式问题——民生问题

《泰坦尼克号》一部美国的大片，拿走了中国当年3.2亿票房。可知道，中国当年的总票房才14.4亿。一部电影，就拿走了中国票房收入的五分之一。可怕不？中国共500多家出版社，可年总收入还不及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一家出版社的总收入。你能说文化行业不挣钱吗？

还有，耐克，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三星……这些世界级的品牌，人家在本国搞产品研发，用这个品牌到全世界去挣钱。

十几年来，我们干了什么？扒房子卖地！房价高入云天，让本国的中下层人民一辈子甚至几代人为开发商打工。许多做实业的也不干了，加入了炒房大军。全民炒房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制造业危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多，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大学生失业，民族没有创新力。文化落后，知识分子不算人。搞得不少知识分子也要钱不要良心，为开发商叫嚣。这几年房价高涨，与那些不要良心的大学教授到处忽悠大众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30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海吹：“改开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高居世界榜首”云云，可30年来，中国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为啥？人家老外不承认！因为你中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郭一平当县长，把一个地方的好地卖光了，郭二平当县长只能卖农村土地，郭三平，郭四平……他妈的，要这样干，要不30年，土地没有可卖的了，土地一卖就是70年产权，那子孙后代吃什么？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2000多次战争，大部分都是因为没吃的了逼老百姓造反。

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危害之大，用屁股就能想明白。人家发展高科技和文化产业，创造品牌，挣全世界的钱。我们就这样，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掠夺本国的中下层人民。这种发展方式，就是断子绝孙式的发展方式。

十几年来，有多少经济学家今天说房价要涨明天要降，早在2008年我就说，这些都是闲扯蛋。只要地方政府卖地财政不取消，高房价永远不会完结。谈房价本来就不是经济学家的事儿。

高房价是政治这双手在左右着，国土局、税务局、银行这些开发房地产的关键部门，哪个不是政府直接管的？

再说，房价涨落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房价与普通大众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建经适房、廉租房也不是问题的关键——要是房价降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群，用五六年的收入能够买得起的话，那么建经适房、廉租房有多大意义？

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放弃卖地财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官场腐败问题——民主问题

腐败和反腐败，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铲除生产腐败的土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雷锋同志还活着，并且做了高官，在这个几乎人人得而腐之土壤环境之下，你能保证他一定不会成为贪官？你现在把中国的官杀完也不行，因为新上来的还会成为贪官。

让纪委监督、检察院查处这没有错，但如果连他们也腐败了，不就和贪官沆瀣一气了吗？再说仅凭有数的几个工作人员管少数量的贪官还能管的过来，如果贪官到处滋生，他们有力回天吗？近几年，纪委、检察的工作力度一再加大，可贪官却越来越多，不正证明了这种担忧吗？

铲除生产贪官的土壤环境，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让人民选举、监督官员，也就是传说中的“一人一票”吧？对官，人民能免，对管官的官，人民也能免，让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权贵手中，以人际关系和金钱美女构筑官僚机构。

如果人民不能直接选举罢免官员，那么，能直接的，真正的选人民代表也行，如果这些代表不说真事时，人民还能撤换他。而不是名曰人民代表，实为官员选定，让人民被代表。看看现在的代表还有几个是真正的工人、农民、战士啊？

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作为动物的人，都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作为社会的人，都离不开民主。民主，不分民族和国别，民主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目前看来，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上没有错，但实际上却被官员操控了。有些人说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担心中国地大域广，不容易操作、统驭，一旦民选会造成争斗分裂——这种考虑，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排除某些人以此为借口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打掩护。假设确实人人能投票的民主暂不适合中国国情，何不在某省某地或在某一政府层级先行试点，以五年或十年为期，逐步实行呢？

没有真正的民选，所有的承诺都靠不住——正如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你不能不怀疑任何一个官员都是贪官一样。官让民选，官才能重视民生、民意，才会实心踏地的为民服务；官让官定，官只能倾心仰上、媚上，只能行贿受贿，唯官是从。

孙锡良认为，比腐败更严重的是，官场集体脱离人民，腐败是官场集体脱离人民的结果。这个是对的。

所有的腐败，皆因脱离了人民，害怕人民，“维稳”人民。只有还政于民，才能遏止大面积腐败。说其它的，都是忽悠。说反腐败，都是假把式，解决不了根子问题。这些年越反越腐，根子就在于离开了人民。

实质上，施行民主，也不光是解决官场腐败问题，也是解决官员素质问题。现行体制只能是让庸官上，能者下。假如，让你找个女朋友，以漂亮为标准。你光从自己线上的人来找，这么小的面积，能会有多少漂亮的？如果你要百里挑一呢，那机会不就大了？看看现在的地方官，除了卖地还会干啥？说句不服气的话，现在的市长，谁都能干。只要不是SB，会卖地就行了。看看现在哪个年轻美女官员一上台，几乎百分之百地受到公众质疑。为啥？大多是一选一，谁都能全票通过。人大代表一万人，不顶提名的那一个幕后操纵者。再看看，那些落马的大小贪官们，又有哪一个不是人大全票通过的？

以上三个问题，解决不好，国家就会出大问题，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新三民问题。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从一个极端反弹回来的事物，必然会达到另一个极端。从左派变成右派的人往往比右派更右，从妓院走向爱情的妇女往往对爱情更加忠贞。同样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社会，往往比任何私有制社会更加没有底线。当今中国私有化在突破了公共领域的底线之后，又突破了政权私有化的底线，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

过去我们经常讲的权利私有化，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是权利私有化，而是政权私有化，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权利私有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权谋私，一般仅限于权钱交换领域，并不能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私敌。这是权利私有化与政权私有化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水浒》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最坏社会中的最坏人物，都没有达到政权私有化的腐败程度，上至国家最高官员，下至各级军政长官，都不能擅自杀人抓人。高俅是除皇帝之外的国家最高官员，而林冲只是一个军事教官，按说高俅要想弄死林冲或者把林冲弄进监狱应该很容易，可是高俅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拿出家传宝刀来派人低价卖给林冲，然后再以看刀为名诱骗林冲带刀闯入“军委”，最终才以刺客的罪名抓了林冲。

而今年年初，东北一个县委书记，就能派警察到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来抓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国家最高官员高俅连一个普通教官都抓不了，而如今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居然能够派人到中央机关抓人?原因很简单，就是虽然高俅是国家最高官员，但是他个人并不拥有政权，所以没法动用政权去抓人;而今天的县委书记虽然只是小小的处级干部，但是他拥有政权力量，便能够到处抓人，还敢去中央国家机关抓人。最后闹大了也只是撤职拉倒。如果放在高俅那个时代肯定会被杀头，为什么现在仅仅撤职?因为这是政权私有化赋予他的权利，即便出了问题也不能让他个人承担责任。

那么这种政权私有化是如何形成的?主要就是文革后老爷子为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采取“放权让利”的改革原则，对上削弱中央权利，对下剥夺百姓权利，把权利统统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就像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一样，把各级政权承包给了各级官员。各级官员就像农民随意使用承包土地一样，可以随意使用掌握的政权。不仅可以随便抓人，还可以随便把权力送人。比如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这是过去连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如今任何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都能够把“宝贝儿”送到主席台上。当今中国官员权力之大，纵向比超过历朝历代，横向比超过任何国家，完全把政权变成了私人物品，除了顶头上司之外，没有任何约束，如同天王老子一般。

或许有人会说，当今中国官员也有制度约束。其实只要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今天中国对官员的制度约束，与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与新中国相比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国家和新中国的制度约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是国家制度明确规定的，各级官员无法擅自改变。比如工资什么时候涨每个岗位涨多少，全都是国家的死规定，无论各级官员怎么恨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也改动不了一分钱。所以身为太尉的高俅整不了教官林冲，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张都监弄不死囚犯武松，各级官员除了栽赃陷害让被整的人自己“犯罪”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国家固定制度的约束。而今天这种把老百姓利益固定为制度的约束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制度约束都变成了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的约束。如此以来，各级官员便走上了皇权化的发展道路，老百姓的利益和命运也就完全落到了所属官员的手中。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造成国家和国民之间彻底对立，最终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都变成汉奸。官员因害怕老百姓而变成汉奸，老百姓因痛恨官员而变成汉奸。这就是中国汉奸特别多的根源。特别是在老百姓看来，既然政权已经变成了官员的私人财产，那么国家与老百姓也就没有了任何关系，无论谁来侵略中国，无论国家政权落到谁的手中，对老百姓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自然老百姓就不会抗战，而只会袖手旁观，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甚至会产生一种换个统治者或许日子会更好过的想法。当年中国老百姓主动为八国联军带路攻打北京城，就是政权私有化的结果。可见汉奸并非都是贪生怕死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权私有化的过度腐败造成的，就如同逼上梁山一样，是逼成了汉奸。

那么如何解决政权私有化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我们所倡导的加强中央集权和扩大百姓民权的政治改革，彻底结束目前以官权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建立中央自上而下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把官权死死捆绑在中间。由于官权是强者，老百姓是弱者，所以必须像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国家和新中国那样，把老百姓的利益变成一系列固定制度，任何地方官员都不能改动和违犯，哪怕是动一个字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这是彻底铲除官权私有化的基本途径。

作者：张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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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调和的阶级予盾

作者：李贤明

一边是财产万贯，

一边是穷困潦倒，

一边是名贵服饰，

一边是破衣烂衫，

一边是鲸吞国有资产，

一边是下岗失业，

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铁皮房屋，

一边是有权的任性，

一边是无权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话，

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命运。

阶级斗争这一被雪藏了多年名词，

又出现在了中国社会，

广大的工农兵学商和普通公职人员受到了

无尽的苦难，

尤其是无权无势的工农受到的压迫和剥削

越来越重，

举步危艰难以生存。

官僚资本家们却高高在上，

吸嗜着无产者及同盟军的血液，

他们用谎言来欺骗工农兵学商和普通公职

人员，

他们用暴力来镇压觉醒的工农兵学商和普

通公职人员的反抗，

他们对内压迫、对外投降，

他们是一帮寄生虫。

你看到处都是干柴和烈火，

到处都有激烈的冲突。

你看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意识到了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毛主席的旗帜才是中国人民的未来。

老年人觉醒了，

青年们觉醒了，

妇女儿童们觉醒了，

工农兵学商和普通公职人员觉醒了，

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们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是改天换地的呼唤，

这是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怒，

这是对走资派的控诉。

官僚资产阶级是不会主动的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的，

走资派们也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他们也只有等着工农兵学商和普通公职人

员的铁拳了。

工农兵学商和普通公职人员，

让我们高唱国际歌英勇的前进吧！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贡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