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从一个极端反弹回来的事物，必然会达到另一个极端。从左派变成右派的人往往比右派更右，从妓院走向爱情的妇女往往对爱情更加忠贞。同样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社会，往往比任何私有制社会更加没有底线。当今中国私有化在突破了公共领域的底线之后，又突破了政权私有化的底线，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结果。
过去我们经常讲的权利私有化，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是权利私有化，而是政权私有化，两者之间有重大区别。权利私有化的主要特征是以权谋私，一般仅限于权钱交换领域，并不能动用国家机器镇压私敌。这是权利私有化与政权私有化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水浒》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最坏社会中的最坏人物，都没有达到政权私有化的腐败程度，上至国家最高官员，下至各级军政长官，都不能擅自杀人抓人。高俅是除皇帝之外的国家最高官员，而林冲只是一个军事教官，按说高俅要想弄死林冲或者把林冲弄进监狱应该很容易，可是高俅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拿出家传宝刀来派人低价卖给林冲，然后再以看刀为名诱骗林冲带刀闯入“军委”，最终才以刺客的罪名抓了林冲。
而今年年初，东北一个县委书记，就能派警察到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来抓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国家最高官员高俅连一个普通教官都抓不了，而如今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居然能够派人到中央机关抓人?原因很简单，就是虽然高俅是国家最高官员，但是他个人并不拥有政权，所以没法动用政权去抓人;而今天的县委书记虽然只是小小的处级干部，但是他拥有政权力量，便能够到处抓人，还敢去中央国家机关抓人。最后闹大了也只是撤职拉倒。如果放在高俅那个时代肯定会被杀头，为什么现在仅仅撤职?因为这是政权私有化赋予他的权利，即便出了问题也不能让他个人承担责任。
那么这种政权私有化是如何形成的?主要就是文革后老爷子为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采取“放权让利”的改革原则，对上削弱中央权利，对下剥夺百姓权利，把权利统统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就像把土地承包给个人一样，把各级政权承包给了各级官员。各级官员就像农民随意使用承包土地一样，可以随意使用掌握的政权。不仅可以随便抓人，还可以随便把权力送人。比如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这是过去连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而如今任何一个单位的一把手，都能够把“宝贝儿”送到主席台上。当今中国官员权力之大，纵向比超过历朝历代，横向比超过任何国家，完全把政权变成了私人物品，除了顶头上司之外，没有任何约束，如同天王老子一般。
或许有人会说，当今中国官员也有制度约束。其实只要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今天中国对官员的制度约束，与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与新中国相比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国家和新中国的制度约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是国家制度明确规定的，各级官员无法擅自改变。比如工资什么时候涨每个岗位涨多少，全都是国家的死规定，无论各级官员怎么恨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也改动不了一分钱。所以身为太尉的高俅整不了教官林冲，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张都监弄不死囚犯武松，各级官员除了栽赃陷害让被整的人自己“犯罪”之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国家固定制度的约束。而今天这种把老百姓利益固定为制度的约束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制度约束都变成了上级对下级，官员对百姓的约束。如此以来，各级官员便走上了皇权化的发展道路，老百姓的利益和命运也就完全落到了所属官员的手中。
政权私有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造成国家和国民之间彻底对立，最终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都变成汉奸。官员因害怕老百姓而变成汉奸，老百姓因痛恨官员而变成汉奸。这就是中国汉奸特别多的根源。特别是在老百姓看来，既然政权已经变成了官员的私人财产，那么国家与老百姓也就没有了任何关系，无论谁来侵略中国，无论国家政权落到谁的手中，对老百姓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自然老百姓就不会抗战，而只会袖手旁观，把国家遭受侵略的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甚至会产生一种换个统治者或许日子会更好过的想法。当年中国老百姓主动为八国联军带路攻打北京城，就是政权私有化的结果。可见汉奸并非都是贪生怕死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权私有化的过度腐败造成的，就如同逼上梁山一样，是逼成了汉奸。
那么如何解决政权私有化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我们所倡导的加强中央集权和扩大百姓民权的政治改革，彻底结束目前以官权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建立中央自上而下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把官权死死捆绑在中间。由于官权是强者，老百姓是弱者，所以必须像古代中国、现代西方国家和新中国那样，把老百姓的利益变成一系列固定制度，任何地方官员都不能改动和违犯，哪怕是动一个字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这是彻底铲除官权私有化的基本途径。
作者：张宏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