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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由有理想、有信仰、崇尚文明、公德、助人等高尚的道德观念，逐步沦为没有理想、缺乏信仰、道德沦丧。随之而来的是强权、特权、霸权，贪污腐败、权钱、权色交易、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贪婪欺诈、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伤天害理、没有诚信、失去公德、黄赌毒黑，等等，堪称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这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就像滑了坡的泥石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着，下滑着。为什么短短二三十年，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竟然沦丧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呢？本文在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片面而过度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社会价值观的错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及随后为之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黑猫白猫论”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理论，一切都变了。

这种“唯生产力论”、“唯经济论”、“唯GDP论”，使社会的价值观发生改变，导致只要能发财就是能人，就是让整个社会羡慕的有本事的人，以至于使整个社会逐步进入了“有钱就是爷”、“金钱才是硬道理”的拜金主义社会。社会和各级政府对富人的过度谄媚，使整个社会对金钱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与此同时，过去倡导的“大公无私精神”、“雷锋精神”、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高尚精神，成了被嘲弄、被讥讽、被挖苦的笑料。人们除了对金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对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良好的社会行为表现出相当的冷漠，甚至看到杀人的场面也仅是围观而已。

 

虽然讲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的情况是：“一手硬一手软，一手抓，一手散”。树立一个高尚的道德很难，而要破坏它却十分容易。

社会价值观的错位扭曲是由政府的错误价值取向导致的，单纯对经济效益的过度强调，对社会效益的漠视，必然导致社会对金钱的过度崇拜。政府历次推行的所有“改革”，无一不是紧紧与经济和金钱挂钩，使人们深深体会到“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

当整个社会都在对金钱的过度追求时，金钱在社会中就起了指挥棒的作用。社会中的“人格”、“道德”、“信仰”、“法律”等都在围着金钱打转，导致金钱的作用至高无上。人们为了获得金钱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准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可以以次充好，可以弄虚作假，可以唯利是图，可以损人利己；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可以见死不救，可以“救人先交钱”，可以“只捞尸体，不捞活人”，可以眼睁睁看着鲜活的生命变成尸体后再进行讹诈……

二、社会不公导致人们心理失衡。

法律的漏洞，缺位的监管，错误的政策，导致一些人大量侵占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不完备的社会分配政策导致社会财富的偏向流动；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取得不在于人们能力的大小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在于社会背景、社会关系、所在的地区、行业、部门、单位的不同，人们对财富的竞争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点、机会和过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由此引发的社会贫富差别过大。

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差异和财富分配的过度不公，导致人们的心理失衡。具有心理失衡和不良社会心态的人，很难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因此，社会不公加剧了道德沦丧的产生和发展。

当人们看到大量的国家财富被以“改革”的名义装入个人腰包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大小贪官尽情贪腐而不被查处追究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大量的违法犯罪能用金钱摆平而不被法律制裁的时候……

 

于是，那些做了欺诈、欺骗、掺假、使假、坑人、害人、抄袭、剽窃、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形形色色的伤天害理等等有悖社会公德的缺德行为的人，都能找出自我安慰、自我心理平衡的理由，表现出干了缺德事不但毫无愧疚还心安理得。

之所以现在不少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就是与那些“强权势力”、“强势经济阶层”比较出来的“弱势感”。

 

 

三、教育和舆论的不作为，导致“缺德”者有恃无恐。

在上世纪70年代，一部电影能不能发行上映是要通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改革开放以后，广电局的几个人就可以决定了。作品只要不反党，不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不过于色情就可以通过。

影视作品被推向市场以后，制作方的关注点只是“票房”、“收视率”等经济效益，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甚至不良后果，就很少考虑了。

更有甚者，为了迎合部分观众的兴趣，硬是加入婚外恋、一夜情，甚至乱情、乱性等情节，对主人公的台词语言也不再推敲修炼，甚至脏话、粗口连篇。不可否认：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起着教育、颂扬、倡导、鞭挞等导向作用，无任何观点的作品是不存在的。

影视作品一旦成为“纯娱乐”、“纯休闲”的定位模式后，其对社会的导向作用必然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灰色的。现代不少年轻人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对人们进行“说教”的，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

请我们看看完全西化的印度和韩国，他们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要比中国人强很多倍，他们用的电器甚至汽车大都以民族品牌为主。

前些年在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体育比赛中，美国人得了冠军，大家都在热烈鼓掌，但有一位美国人没有鼓掌，他旁边的人掏出随身带的手枪把他打死了，说他不爱国。而标榜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现在有不少人在嫌弃自己的祖国，甚至在骂自己的祖国。

30年前，不要说做了损人利己的事，就是说了有悖社会公德的话，也要遭谴责，甚至批判，整个社会氛围，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谁要有个不好的念头都会感到内疚和自责。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的言论和行为也敢光明正大的行使了，社会不再对他们谴责，而且还会有不少人给予认同或者赞扬，使缺德者不感到愧疚和脸红，甚至理直气壮。

很多不道德的言论或事件，经媒体的报道后，由于没有舆论的谴责，也没有批评的声音，人们认为：“不谴责就是默许”。使报道起到了“宣扬”的作用。甚至有不少人的“学坏”或犯罪的方法就是从影视作品或媒体的报道中学到的。

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成功男人少奋斗20年”，女大学毕业生不找工作，先找老公，找老公不看年龄只看金钱，“宁做小三不嫁穷人”，“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为了出名不惜公开自己的性爱图片、视频等有悖社会公德的论调和行为，不但不受到谴责，相反还受到不少人的认可和赞同。

 

主流媒体没有起到高尚价值观的倡导和导向作用，反而一再有意无意的向人们灌输“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当那些急功近利者、蓄意炒作者、投机钻营者、违背社会公德等等行为缺乏正面的、有效地、强有力的反驳和谴责时。这些缺德行为就会起到“头羊”和“头蝶”的作用。

前些年，虽然领导人也提出过“以德治国”的理念，但仅仅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更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弘扬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氛围。相反，更洪亮的声音则是“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这种“法律行为准则”使社会彻底抛弃了道德准则。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都只是法官评判有罪无罪的准则，从来就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行为准则只能是道德准则。这样一来，只要能躲过法律的制裁，不进监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体系也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社会余地。把法律作为行为准则的社会必然是没有任何道德的社会。

今天一些人的种种缺德行为要是放在30多年前，能行吗？不被“批判”也得被唾沫星子淹死，比老鼠过街还要“人人喊打”。

然而，时过境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政府的这种对人的道德的不教育，不建设，不作为，已经到了置若罔闻、麻木不仁、姑息养奸、纵容丑恶的地步！导致这个社会没有丝毫公德可言，社会的道德沦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人民日报怒批: 再不整治, 中国道德就崩盘了!

好人还会有好报吗？这个问题，如今困扰着无数中国人。

我死我有理！

 

还记得“电梯劝烟猝死案”吗？

 

半年前，河南杨先生，在小区电梯里劝一名老汉不要抽烟引发争执，老人情绪激动心脏病发作离世。

 

后来，老人家属把他告上法院，索赔40万巨款。

 

一审时，法院酌定杨先生赔偿1.5万。家属不服，继续上告，二审的结果就9个字：劝烟者无责，不用赔钱。

 

此判决一出，简直大快人心！

 

电梯内禁止吸烟，几个大字没看见吗？

 

好人在维护社会秩序，破坏规矩的人却振振有词的谈什么“尊严”。

 

当他因自己尊严而猝死后，家属居然有脸把好人告法院，还恬不知耻的说：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抨击他？

 

呵呵，凭什么？

 

就凭你们这群：

“我老我有理”

“我弱我有理”

“我死我有理”

“伪道德婊”

 

正在祸害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谋杀道德！好人没好报！

 

法律和道德，是维持中国长久治安的两大工具。当法律存在死角时，道德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唯一信任的纽带。

 

然而，中国正有一群人打着“道德”的旗帜，去牟利、去祸害社会！

 

打开一个产业的彭宇案。

 

还记得彭宇案吗？

 

当然，彭宇案的重点不在于审判结果，而在于此事后续的影响。

 

用某位网友的话来说，彭宇案是中国道德滑坡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产业：碰瓷业。

 

碰瓷业下的现状：畏扶如虎，人人自危。

 

去年12月，江西上饶某中学三位学生，在放学路上看到一位老奶奶摔倒

他们赶紧上前扶起。

 

结果老太太竟要对他们说要10万元住院，还好路过的两名大学生帮忙查看监控，才化解了纠纷。

 

然而，好学生虽然受到了表扬，但坏人除了批评，未伤丝毫。

 

某位网友做过一个统计，截止2017年10月，在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例中，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

 

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

 

在上述84起被扶者恩将仇报的案例中，仅有1例受到了扣留的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

 

这就是彭宇案的遗毒，一些坏人利用人们的道德去故意碰瓷讹诈。如果成功了，将拥有一大笔财富；如果失败了，顶多只是受到批评。

 

因此，彭宇案之后，碰瓷安检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人说的好：40多年的学雷锋教育，1个彭宇案打回解放前。

 

类似案件再不整治，中国道德就崩盘了！

 

其实，不论是彭宇案还是电梯劝烟案，重点不是好人没好报，而是这些事件所产生的余毒：中国人被迫变冷漠、中国5000年建立的道德体系断崖式滑坡。

 

去年河南驻马店一位姑娘在马路上被撞，出租车造事逃逸。

 

姑娘就这样横躺在冰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视而不见。

 

一位妈妈搂着吓坏的孩子赶紧离开了，旁边骑着自行车的学生看了一直接走开。

 

最终，一辆快速而来的汽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夺走了她的生命！

 

视频传到网上，有人感叹世态炎凉、有人大骂中国冷血无情。

 

的确，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很少有人明明知道却不敢正视背后的原因。

 

在那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在多少人被讹到倾家荡产时，在一起起碰瓷案无疾而终后，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所有教育风向都变了。

 

所有父母都教育孩子不要扶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所有老师都教育学生不要轻易做好事，因为你十有八九会被讹；

多少家长连夜给孩子打电话，带着哭腔央求孩子，别瞎逞能；

多少老师老师在课上痛心疾首：我本是要传道育人的，但是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劝解你们要学着保护自己，不是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做。

 

毫不夸张的说，在一起起“好人没好报反而受惩罚”的事例下，中国公共社会道德倒退何止五百年。

 

再不整治，道德危矣、社会危矣、民族危矣！

 

2018年，中国重塑道德元年

 

今年，2018年，注定是中国道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借“电梯电梯劝烟猝死案”，从中央到地方，一股重塑社会道德、鼓励人民发扬公共精神的风气正形成风暴，席卷全国。

 

1月23日，继郑州中院驳回田家二审诉求之后、否定一审杨先生赔偿15000元之后，《人民日报》撰文“劝阻应得到法律鼓励”以正视听。

 

 

人民日报评劝住吸烟致死案改判：劝阻应得到法律鼓励

 

列祖列宗在前，史笔千秋在后，重塑中国5000年社会公共道德，意义深远，不得不为！

 

杨的行为本属见义勇为的范畴，一审中既然法院判杨欢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了，但为何还要求杨欢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

 

这让我想起来了以前的一个新闻，有个人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几十棵洋水仙，邻居一位老太太以为是韭菜，就偷割了洋水仙包了饺子给她孙子吃，结果导致小孩住院。

 

老太太一家竟然上门来要求他赔偿，据说警察调解时也让他出于人道主义赔偿部分医药费，理由是没有在洋水仙上面注明不是韭菜不能吃。

 

还有一个人忘带钥匙打不开家门，不顾邻居反对强硬要求从邻居家阳台翻入自家，结果不慎从四楼坠落摔死，后来也是判决邻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这种判决，都带有一定和稀泥的态度，有些法官只求稳定把事情压下去，至于是否公平公正，不在本法官考虑范围之内。

 

换言之，当前的中国部分法官并不在意公平公正，只求不闹事，自己任期内平平安安天下太平，哪怕后面洪水滔天也不关他的事。

 

这种行为是典型的饮鸩止渴，稳在当代，乱在千秋，当前中国闹事横行，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现状就是这么养成的，至于闹事的那个人是否有理，并不是很重要。

 

这种现象带来了中国人的集体道德沦丧，而闹事行为之所以还能存在，除了法官的和稀泥态度之外，抱着人死为大的观念，围观群众的同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说其重要程度是非常大的。

 

这种同情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会导致更多的人因为你泛滥的同情心受到更大的伤害。

 

南京彭宇案后引发了全中国关于扶不扶的讨论，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证实老太太确实是彭宇所撞，因为害怕赔偿高谎称冤枉。

 

只是法官一句不当的话才推向了媒体热议，但公众对此并不买账，很少人去关注真相，所以彭案的遗毒仍然影响至今。

 

法院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地方，不是商务谈判会所。

 

彭宇案的道德影响让中国大陆的道德倒退了50年。彭宇案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扶老人了。

 

不知道多少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被视而不见，最终无辜死难，当初对南京老太太的同情心这种小善，最终演变成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恶。

 

如果这次还是出于善心，人道主义赔偿老人亲属，法官算是积了小善，毕竟这人死为大，但是客观上却行了大恶。

 

电梯抽烟不守规矩胡搅蛮缠到如此份上还能获得赔偿，那以后谁还去守规矩，谁还会见义勇为对不良行为果断制止？

 

总之，守法守规矩的有错，不守规矩的没错，这就是大恶！

 

南京彭宇案只不过使中国道德倒退了，如果这个赔偿判决没有纠正，中国的社会道德将被法制拖向无底的深渊！（来源自大鱼号）

近几年对鲁迅的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之后，新学期学校的课本终于把鲁迅文章都删了，鲁迅终于“滚蛋”了！在产业化旗帜下进行的这一场“静悄悄”的文化和教育革命，终于“初战告成”。

鲁迅之所以消失，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他们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 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 哼! 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蜂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抱着膀子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等等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如果是鲁迅赶上了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因此，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今天看到了杭州奔驰女酒驾(醉驾)撞死五人，伤十一人的判决：有期徒刑六年。新闻一出评论就炸了锅，一边倒的质疑和愤怒。

河南一学生因为贪玩掏了几个鸟蛋被判了十三年，四川一个少年网上买玩具枪被判无期，广州许霆银行账号里多出了十几万被判无期，…………。太多的百姓被小事重判，太多权贵出大事被轻判。五条人命不如几个鸟蛋值钱。

我们来看看杭州奔驰女案：

首先，奔驰女喝了酒而且醉酒开车，这在主观上就是故意行为，应该是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次，醉驾导致了连撞数车和数人，并且造成了五死十一伤的重大后果，而且奔驰女当时是离开了现场，后来才自首的，这样的行为不足以适用减轻罪责的理由。中国是禁止酒后驾驶的，酒后驾驶是故意行为，撞死人是故意行为的结果，所以应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谋杀罪来起诉;而交通肇事罪是非法律禁止行为驾驶车辆产生的严重后果起诉的罪名。

 

第三，杭州法院判决书提到奔驰女家里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并取得了谅解，所以适当的减轻了判罚。这样的说法就是糊涂僧断糊涂案：赔偿是民事行为，属于自诉;撞死人是刑事案件，属于公诉。怎么可以把自诉和公诉搅在一起判决呢?怎么可以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搅在一起判决呢?那还分什么自诉和公诉，民事和刑事?

 

有钱人赔了钱就可以轻判，穷人没钱就重判，这还是公平公正的法律吗?这还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结果吗?

 

当百姓的命还不如牲畜的时候，法律还有啥用呢?难道法律真的如以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门口的那个标志：宪法上面顶着地球，被人调侃为“法律顶个球”。看来今天的无数案例证明了这句话是真理。

 

唐太宗李世民那句话也是真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社会主义的政权是穷苦百姓支持下取得的，解放战争几大战役无一不是在穷苦百姓出钱、出力、出命取得胜利的。

 

百姓看不见的地方法律可以灰暗一点，比如中央拨款一千万，到了百姓手里只剩下了十万，比如一亿的国有资产你们用两百万买了；百姓看得见的地方法律就应该是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光芒，比如赤裸裸的刑事案件就不能用钱和权来交易。

 

当权力和金钱泛滥的时候，法律就成了权贵的玩物。老好人不是不会生气，只是一生气后果就很严重。

 

杭州奔驰女醉驾撞死五人伤十一人，用交通肇事罪来起诉判六年。参照判罚河南奔驰女醉驾撞宝马致死两人伤四人，用交通肇事罪来起诉判三年足矣!

 

从古至今中国朝代的换代都是从内部开始溃败的。西方势力再怎么折腾也是枉然。

 

百年行舟，千年行路。

 

作者：李培焱

“双轨制”这个词肯定是中国特色，外国人估计搞什么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双轨制”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烦恼，有的“双轨制”还引发群体性不满。比如，一提起退休“双轨制”，老百姓就气不打一处来，有的还火冒三丈。最近，人保部提出“延迟退休”话题之后，退休“双轨制”更是遭到公众的口诛笔划，指责人保部放着退休“双轨制”这项最不公平的事情不管，却又在普遍老百姓身上榨油，不过为官员捞取更多更大的好处。

 

退休“双轨制”割裂了干群关系，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阻碍，所以逼得政府在深圳进行公务员社会养老改革试点，以后或许公务员也要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真正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其中，在中国，不仅是退休“双轨制”，还有许多“双轨制”，是世界上的“双轨制”大国。

 

1）最遭民怨的“双轨制”——退休“双轨制”。所谓退休金“双轨制”是指官与民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之后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退休金，而企业工作人员则需要自己缴纳养老保险之后才能在退休之后由社保统一支付退休金。这种制度安排是差别在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国家养老，而企业工作人员则是自己养老，同是中国公民，待遇如此天壤有别，由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企业工作人员自然意见极大。况且，同职级人员相比，前者的退休金往往是后者的3～5倍，这更加引起公众不满。

 

2）历时最长的“双轨制”——户籍“双轨制”。这项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即建立，城里人一套户籍，乡下人一套户籍，人为的将公民分为二等，一等在城里，二等在乡下，形成了城乡分割，各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口享受国民待遇。这个“双轨制”改革了多年，依然非常牢固，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根子可能在于某些部门为自己工作方便。

 

3）最为复杂的“双轨制”——教育“双轨制”。中国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处处都是“双轨制”。第一种情况是高考录取比例的“双轨制”，城市录取比例高，乡下录取比例低，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把多数指标投到大城市，使得大城市考生录取的机率大大高于农村。第二种情况是收费“双轨制”，公办高校是一套标准，民办高校是一套标准。在民办高校中，又为国内民办和中外合作民办收费“双轨制”，后者收费标准明显高于前者。第三种情况是学生身份“双轨制”，同样是学生，有的是公费生，有的是自费生，有的是在职学生，有的是脱产学生。第四情况提学校身份“双轨制”，有的是公办学校，有的是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政府保证经费。民办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只能自己寻找经费。同样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同样是公益事业，差别却如此之大，实在是没有道理。

 

4）最生腐败的“双轨制”——土地供给“双轨制”。虽然同为土地供给，却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无偿划拨国有土地给使用单位，一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有偿出让国有土地（主要是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三种方式出让土地）。这种“双轨制”形成了巨大寻租空间，导致土地方面的大案要案频发。

 

5）最有区分的“双轨制”——医疗保险“双轨制”。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为中国公民，在医疗保险方面也是两套：城市一套，农村一套，待遇不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保障水平低，医疗条件差，涉及全国人口中的多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用人单位和职工缴费，保障水平高，涉及全国在职职工。此外还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和没有工作的居民为主要参保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它是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行后的又一项医疗保障制度。

 

6）最显官职的“双轨制”——住房标准“双轨制”。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住房标准双轨制，官员一套住房标准，职工一套住房标准，官员住房标准远远大于职工。第二种情况官员住房标准双轨制，高级官员高标准，低级官员低标准，体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意识。第三种情况是，同样是租房住，高官由政府租房，低官由自己租房。 2011年1月有一个段子，广州市长万庆良表示，人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他自称工作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在市政府在珠江帝景的宿舍，130多平米，月租600元。结果惹来公众一片嘲笑，许多市民说，“我也想600元租这样豪宅”，有的甚至说“我加价250元，您能转租给我吗？”万市长所住的珠江帝景项目的介绍：珠江帝景位于广州新城市中轴线与广州横轴珠江交汇处、城市绿化生态轴线的核心区域，65万平方米超大型欧陆经典生活社区。左拥11万平方米中轴线广场——赤岗塔广场、观光塔，右邻广交会新址琶州会展中心，与CBD珠江新城中央广场、海心沙市民广场隔江相望，独享未来CBD核心位置，商务生活便利、升值潜力无限。当时，最新成交价格：35000元/平方米。这证明，即使是官员，住房也是双轨制的。

 

7）最会欺骗的“双轨制”——配车标准“双轨制”。2012年2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公众以为包括所有公务用车，结果这只是一般公务用车，不包括领导干部用车，结果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政府的文件，由许多中国人自愧难当。由此可见，在官员配车方面也是“双轨制”，一套低标准，一套高标准。最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情况显示，去年中央国家机关购置部级干部专车124辆，车均购置费约为30.8万元，而一般公务用车价格不得超过18万元。这已经证明官员配车标准“双轨制”的存在。

 

8）最为无赖的“双轨制”——用人“双轨制”。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一种用人歧视制度，一部分工作人员处于编制之内，一部分工作人员处于编制之外，两者工作要求一样，而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相差很多。第二种情况，就是国有企业的一种用人歧视制度，一部分工作人员是聘用制，是企业自己的人，一部分工作人员是劳务派遣制，不是企业自己的人，两者待遇也是相差一大截。明明是受到歧视，但为了活命，也没有办法。

 

9）最为荒唐的“双轨制”——死亡“双轨制”。也就是官员与职工死亡之后的补助标准“双轨制”。“自2011年8月1日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为:病故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退休职工的死亡抚恤金标准是多少呢？他们是2000元的丧葬费加十个月的退休费。

 

10）最新创立的“双轨制”——接待标准“双轨制”。温州市出台了接待标准，一套是工作餐标准，一套是公务宴标准。仅从名称就知道其中的差别，一个是餐，一个是宴，无论从规格与规模都是不一样的。估计餐只适用于科级以下人员，每人每餐60元，而宴则可能适用于处级或厅级以上人员，因为什么是“上级”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宴则就没有标准了，估计由接待者视情况而定，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当然，这也不是温州市的发明，全国各地在接待标准方面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没有公开发布。

 

纵观上述十种“双轨制”（事实上还有许多“双轨制”，比如官员选拔任命制和买卖制并存），核心内容是将官与民区别开来，体现官的特殊性，显示官的贵族化，维护官员的特权，无疑这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官为贵、民为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这十种“双轨制”还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意识，那就是官本位，无论是工资收入、住房标准、车辆配置、医疗保障甚至死亡补助都是按照职务计发，官员本位已经深入骨髓，与共产党人的主张格格不入。在封建社会里，官员的轿子、服饰、俸禄等等都是有严格区分的，这一切在今天的官场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细致、更加严格。这说明，中国现在虽然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可是官员的思想观念还远远地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

 

“双轨制”的大量存在，将社会割裂成许多碎片，抵消了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所有努力，因为“双轨制”更具有制度性，更是硬碰硬的客观现实，具有强制力。

 

“双轨制”暴露出来的问题，足应该引起政府的深刻反思。封建思想不清除，官本位不废除，特权制度不破除，是不可能真正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为民的主张则难以体现。

全民声讨:令人惊恐的“合法腐败”

作者：李蔚

朱振和在《合法腐败与腐败的社会化》一文里，提出了一个“合法腐败”的概念。

他举了2007年1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揭露了的一位高级领导同志的儿子XX空手套白狼，攫取巨额财富的案例：

最初，XX从银行贷款7000万元，买下山西一煤矿。然后请评估公司将煤矿评估为7.5亿元，按此价格把煤矿卖给山东鲁能集团，还了7000万元贷款以后，此人就赚了6.8亿元。用同样手法操作几次，他就赚了33亿元。山东鲁能集团是大型国有企业，2006年实行“转制”，XX和他的朋友，用37.3亿元买下了鲁能91.6%的股权，而鲁能的实际价值高达1100亿元甚至更高。

 

《财经》杂志揭露此事一年后，在中央的干预下，曾经以37.3亿买掉的鲁能集团的股权，又被以85亿元买回了来。这一买一卖，XX赚了48亿元。

在这整个过程中，XX的每一步行为都是“合法”的。银行贷款是“合法”的；买下山西煤矿，一家愿卖，另一家愿买，是“合法”的；请评估公司，请的是具有国家认证的评估资质的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也是“合法”的；按评估的价格把煤矿卖给鲁能集团，也是“合法”的；国有企业“转制”是按照党中央深化改革的政策进行的，买鲁能的股权也是“合法”的；最后鲁能集团又把股权买了回来，是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合法”的。当然，普通人不可能做成这一系列奇迹般的买卖，而XX在他父亲的光环下却能顺利地、“合法”地展现他的商业“奇才”，白手起家，迅速变成亿万资产。

 

朱振和说：现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或略多一些）攫取了国民收入的90%以上。以权贵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怎样敛聚财富的呢？

 

有些人以为他们是通过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而非法敛财的，其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是这样通过合法的或符合潜规则的、不违法的途径而攫取的。例如，土地财政、国有企业的垄断、大批“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国有资产转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些都是合法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敛聚了上百亿、几百亿的财富，可是在公开审判时，他们贪污受贿的金额却只有区区的几千万元。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差距？因为那上百亿、几百亿，是这样的“合法”取得，被认为不是腐败。

 

朱振和提出的这个“合法腐败”概念，和他列举的“鲁能”、刘志军诸案，腐败而竟然合法，令我感到十分惊恐，比揪出一个亿万级贪污犯，还要叫我胆战心惊百倍！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合法腐败”问题。否则，这样一路“反腐”下来，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腐败反完了，导致腐败的制度、土壤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新的、甚或更大的腐败，必然不断产生。那样，“反腐”只是走了个过场，只会徒有虚名，实际糊弄民众，保护了腐败的制度、腐败的现实。……

 

【备注】

1）XX 指曾庆红的儿子，现全家移居美国。

2）曾庆红，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3）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工人出身，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七、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4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新浪财经讯“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2013年3月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发表了演讲。

以下为王建国演讲实录：

前面听了几位教授的演讲，对我很有启发，我主要讲中国模式与变革问题。

第一点，我想讲为什么经济模式很重要？

如果你看一下中国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的经济发展和成长，你就可以看到，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

他改了什么模式？我们叫改革，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他扩充了。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还一个呢，你不能自由创业。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都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等等。

这两个权利RIGHTS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权利POWER还是中央集权。再一个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上层，不是来自下层。还有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他就改了这一个，结果就到了所谓我们今天的中国模式。

今天的中国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描述它，那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它权控市场经济模式。

当我们讲到这个经济模式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一个概念。我记得费老讲，到底什么叫经济模式？其实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概念。下面我想给经济模式下个定义。

什么叫做经济模式呢？

经济模式可以看成是以下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或者叫做系统活动，或活动系统。

哪四个战略呢？

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

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的价值定位，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

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财富创造战略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

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

这四个战略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系统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

下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

第一、价值承诺。

如果你看我们国家或者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照样说人权平等，照样说产权受到保护，照样说为人民服务，照样说一切都是执政为民。这一切价值承诺我认为比西方讲的还好，或者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承诺。这是第一点。

第二、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

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产权，和权利POWER。人权 HUMAN RIGHTS是不是平等的？你必须要定位。产权你也要给一个定位，给它界定清楚，保护还是不保护？

第三、权力POWER限制问题。

权力的合法性是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必须给它定位。

第四、权力之间应不应该制衡，是不是应该像石头剪刀布一样相互制衡，是制衡还是不制衡？

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你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

我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你想学也学不到。

那我们制度是怎样定位的呢？

第一，有特权，人权不是完全平等的，界定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产权，我们界定也不清楚，也没有严格的保护；

第三，权力POWER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

第四，我们界定权力不制衡。

这种制度定位就给我们第三大战略创造了条件。我们的第三大战略就是GDP的创造战略，或财富创造战略。

我们的财富创造战略有几个特点：

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

政府通过高税收，和高收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

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

你凭什么收我这么高的税，老百姓不让你收呀！既然制度没有约束，你的人权产权都不受严格保护，他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政府投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上的前提，这种战略是走不通的。但中国走通了，就是因为有这种制度的定位。所以这是第一点。

出口战略，出口拉动。

中国过去的30年，尤其是最近10几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出口拉动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是可游行的，我们不给你游行。他就给你最低工资，你只能接受。就是说有了这些前提，我们才有成本优势，我们的出口才可以跟别人竞争。

可以用低工资，低福利，逼劳工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我们才有成本优势。我们在出口上才能在国际上走这种战略。所以我们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

第三，就是城镇化。

大量城市飞速扩张。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或者把工地，把居民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变成高楼大厦。把城市成倍成倍的扩大。这样GDP成倍的增加。

那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可以侵犯你的产权，我可以强拆你的房子。如果没有这些前提，中国的城镇化是走不通的。所以经济模式如果没有制度定位，我们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中国都走通了，并且成长的很快。

我们第三个战略就是财富的分配战略。就是财富的分配战略，我们给你承诺了。要创造幸福生活，一般来说，我们要翻几番，要达到小康水平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百姓的承诺。

要实现这种承诺

前面的战略必须以剥夺民众的收入为前提。高税收就是剥夺普通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税费变成了国家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分配战略是财富创造战略的前提。

所以我们财富分配战略就是这么一个战略。中国的工资总额只占GDP的8%，是世界上最低的，世界一般占25%左右，甚至更多。把居民的收入通过高税收高费率变成了国家的资本，然后再进行投资拉动。

财富分配战略是财富创造战略的前提。我们的财富分配战略，谁拿的多呢？

2002年政府的行政开支占了GDP的31%，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还有国家与社会资本没有算在里面，也就是大约有60%的GDP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只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这种分配战略就导致了内需必定是疲弱的。国内消费需求必然是疲软的。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分配制度除了政府拿走大部分以外，政府拿走的部分通过其他的途径又转化成权贵收入。所以从国家资本转为权贵资本。我后面会说为什么会做这个转化。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如果这些财富由国家来收，由国家投资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用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

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巨大财富，而普通老百姓占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你们要查，到处都可以查到。

这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讲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内生矛盾。

中国模式内生上是非常矛盾，可以说是不可解的内生矛盾。同时它还有个外生约束。

从内生矛盾和外生约束来讲，这种中国模式不可能持久。

首先我们看看内生矛盾，它在哪里。

刚才讲了我们的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经济的。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

如果没有权利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在市场上做个生意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而这种权利的管制，就是寻租的方法，就是寻租的地方。所以，贿赂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你没有贿赂，休想进入市场，一切资源都不可能。那么贪污就成了官员支持改革的内在动力。如果你不给他贪污，就不可能进入市场，

所以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根本规律，是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

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就像吉林23亿的铁路，最后被一个厨子拿到了。为什么？他的贿赂价格最高。到手第二传是个骗子。这不是我说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

这就说明，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就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

这样的话，一大部分国家投资，通过这样权钱交易和贪腐过程就转变成为了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权钱交易的规律，就转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

贪腐和资源包容，创新，经济的成长，是他是

一大部分国家的投资通过权钱交易和其他途径，就变成了权贵经济。

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这就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苦，收入低，房子被抢了，福利低，环境差。巨大的环境成本。我们除了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

污染。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这是马云讲的，也不是我讲的。什么喝水得肝癌，食品得什么癌，呼吸得肺癌。

所以我们用剥夺环境，剥夺资源，来损害后代的财富和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聚集了大量资本，来发展经济。这就导致了我们用巨大的成本，用我们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资本。

这种严重的不公平的分配和环境污染就导致了中国发展成本巨高。

那么这个模式值不值？我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第二，老百姓会不会长期容忍你这么做？难道我就会给你这么多钱，就让你去发展吗？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NO，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块很快就会stop，它走不下去，它不可能持续。这就是它根本的内在矛盾。

最后怎么改革？只有一个字。

刚才说权控经济，这一切都是权空经济造成的。那首先我们要搞创新，要搞资源包容。当然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解放了生产力，但它是产生原因是非常可怕的，就是靠贪腐驱动。至少贪腐驱动是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官方是由官员管制的，官员是靠贪腐来驱动的，没有动力他就不支持了。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

那么怎么改？就改一个字，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利放到老百姓那里去，叫做返还民权。

本来这个权力POWER是老百姓的，你现在变成集权，这个权利现在必须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治，没有民治就没有民享。贪污腐败就不可能根绝。

如果我们不返还权利，我们反贪，就会打击经济，反贪，经济就会垮下去；不反贪，国家就会乱。这个矛盾就没法解决。把老百姓的权利返还给老百姓，这就是民权、民治、民享。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文化革命。但是文化革命我们都不想走这条路。不想走这条路，那只有走这条路了。

我就讲完了。

谢谢！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

邓小平理论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靠政权的腐败行为实现的，它先天性地决定了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

现实生活中，能最先富起来的人，是特权圈子里的人。

他们有许多优先条件是别人享受不到的。他们可以优先获得致富的信息，比如大宗倒卖原材料、军火、或其他产品等，有一笔生意就可以富甲一方。他们可以优先获得许可证。需要部批、省批，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就是国务院批也没有困难。一个小小老百姓不会有这个条件。他们可以利用关系优先获得贷款，数百万、数千万可以轻易从银行拿到。这是利用政权的关系达到谋取小集团私利的捷径。这里大部分是在桌子底下进行的，没有任何舆论和法律能够监督。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应该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邓小平让它为这样一些少数人服务，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

能最先富起来的人，是原来被打倒的、或被和平赎买的剥削阶级的后代。

他们有一定资产家底，有海外的援助，光有这两条不可先富。最根本的是有邓小平理论作保护伞，有政权机关给他们开绿灯，他们驾轻就熟地重新骑到了中国工人和贫下中农头上，趾高气扬起来，这是复辟，这是反攻倒算！不光是腐败的问题。

 

能最先富起来的，还有那些地痞流氓。

他们曾经因作科犯奸被过去的政权机关教育过的人，他们有铤而走险的经历。看见别人先富，他们也想享有的那些优先权先富起来。怎么办？用重金收买有权力的官员。只要获得了信息、许可证和贷款，这些行贿的钱就能成倍地收回。

能最先富起来的，是政权机关中有审批权的官员。

不法经营者向其行贿，他们另有所图就索取贿赂，所以很多（不是少数）靠工资吃饭的“长”字号人物，立刻腰缠万贯，脑满肠肥。这些“长”字号的人物，处长、局长、厅长等等，干净的不多。由于一把手的书记说了算，现在书记贪污的也不在少数。现在在官场想保持两袖清风很难。你不给顶头上司好处，人家不提拔你。你不跟腐败的同级官员套近乎，人家扎成堆不搭理你，叫你难以存身。现如今，官场 和黑社会勾结是很自然的结果。

最先富起来的，还有那些在政府纵容下，专门制售伪劣产品的产家、商家。

南方沿海地区有几处这样的窝子，他们的伪劣产品曾长期充斥市场，有的还出国（曾报道，出口到俄罗斯的羽绒服里面是臭鸭毛，不是羽绒 。有些中国商人在国外声誉很坏），败坏了中国的声誉，阻止了中国产品上档次的步伐。政府对他们的生产销售不进行认真的监管。万一发现了纰漏，他们会行贿监管方，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

最先富起来的，还有原企业的领导人。

有某些企业，政府判了“下马”，那些原来的厂房、机器、设备的去向，大有学问。大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不知是否写了这方面的专著：《倒闭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政府将这些资产作出最低估价出售。而买进这些资产的人是原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通过活动，买通上级，只花很低的价就将原企业买到手，稍加改造，就可成倍获利，成为骑在原来工人兄弟头上的老板。

 

 

共产党的政府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毛主席历来要求政府和官员眼睛要向下看，要关照穷苦百姓。所谓为人民服务，首先就是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服务，政府要想方设法帮穷。

 

而邓小平的政策却是要求政府帮富。

他要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行动起来，一致帮富。将沿海、沿江条件最好的城市或地区，将内地交通最好的城市或地区，让富人开发。唯恐富人不来，要挖空心思“招商引资 ”。要给富人减税、免税，吸引他们前来。给富人办许可证，各审批部门大开绿灯，不耽误富人发财的时间。有好土地，以优价（低价）优先划给富人，让他们开发。国家的矿藏交给富人开采，滥挖乱采破坏资源在所不惜。整个国家机器成了帮富的营业所。

各地为了“先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歪招都使出来，丑态百出。不是自己地方的古人，纷纷要给他们上本地“户口”，让其落户，借古人来吸引富人。一个诸葛亮，河南南阳要，湖北襄阳也要，山东也要，都说诸葛先生是他们那里的。一个古墓，墓主人名气越大越好，能说成曹操决不说成是他儿子，能说成他儿子，不说成他孙子。为了闹一个“确凿”，花重金请名人，请学者，车水马龙，高朋满座，玉液琼浆，觥筹交错，无非是旁征博引，搞得乌烟瘴气，拿老百姓的钱去呜呼哀哉了！

没有古人，就搞各种稀奇古怪建筑。什么世界第X高楼，什么中国南北分界的标志性建筑都冒出来了。一个知名度很低的城市，它要那么高的楼做什么？你那个南北分界的“界”是谁定的？你那个标志性建筑无非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而中国南北分界是东西走向的线的概念，简直是胡闹，它居然搞出来了。这是邓小平“先富”理论指导下的产物，为的是引凤筑巢，就是要吸引富人。来不来还不一定，劳民伤财再说，主持了这个工程的当事官员可以先捞一把，建筑商也可以赚取一大笔。一个建筑腐败一批人。

为了“先富起来”，食品不白的可以增白，不黑的可以染黑，不肥的可以增肥，不瘦的可以作瘦。假烟、假酒、假药，多得简直无法禁得了。婴儿奶粉也掺有害物质，餐桌上撤下的残羹剩菜，可以炼出地沟油推向市 场 。一句话，为了先富而不择手段，这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了。

 

 

先富理论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重污染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士。

医生是白衣天使，是救死扶伤的先锋。为了先富，要收红包。所开处方，可以从药品推销商那儿拿回扣。教育系统成了勒索系统，家长收入不高，孩子学费却高得惊人。那些稍有名气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自定价格，公开勒索，谁也管不了，谁也不肯管，谁也不能管，那是邓大人的致富经。

先富起来的人，占有了国家的资源，如土地、矿藏和其他生产资料，别人就只能做他们的雇工，受他们的剥削压迫。

愿意干就留下，不愿意干就滾蛋。所以我们说，这种不公平，不正义是先天性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明明不可调和，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公平、正义，人的尊严，实质上是一种虚伪，是做给人民看的一种姿态。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是要将原属于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改变为归社会占有。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提出的“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重要原则，恩格斯说由于这一原则的提出，使《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具有了“特别重大意义”。

 

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是生产资料公有，不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政府高层都是知道的，他们在年轻时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育。而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将毛泽东已经公有化了的生产资料变为私有，将已经消灭了的阶级让它们死灰复燃，让少数人占有，让少数人先富，让中国只占有人口总数0.4%的人，占有了全国70%的财富。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不是背叛无产阶级是什么？这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反攻倒算是什么？世界上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吗？我不知现政府领导人及其继任者，将来拿什么向历史作交待？一个人，不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便罢，参加了，就要顾及革命气节。

 

 

改革，改革，应是在原有公制的基础上的改革，应是对其不够完善的地方的改革。将毛泽东从1953年到1956年建立起来的公有制推翻了，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时代的所有制了，这也叫“改革”吗？

 

 

告三十年来被沦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们 

经历了一周六天繁忙的工作后，身心比较疲惫了，也不太愿意写东西。很想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籍，然后不知不觉地去见周公。但是，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浏览我喜欢的网站了，于是，强打起精神，打开电脑，把这些喜欢的网站浏览一遍。于是，发现心情有点激动了，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出来。只好动起笔来。

 

说实话，我经常浏览这些网站，社会很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丑陋的现象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心里确实有些不爽。特别是，看着那一张张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的图片，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我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物质确实丰富了。 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混乱了，不少人甚至堕落了。最让我愤怒的是，社会劳苦大众，很多现在的生活状况比改革开放之前还要惨。社会物质丰富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一点点，相对上很多却出现下降。更让我愤怒的是 ，由此带来的做牛做马的奴役却极大的增加了。更为可悲的是，在做牛做马的过程中，除了过早衰老之外，还有工资被拖欠，“开胸验肺”以及无数的工伤与职业导致的不治之症。相对于绝对物质数量增加的那一点点来说，他们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是极大的得不偿失。

 

回想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的物质缺乏，比较清贫。但是，并没有这样遍及大地的私有制奴役，也没有因为这个奴役产生的一系列上述人为的灾难。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地位是何其高。在工厂，厂长不敢乾纲独断，总是要接受工人的意见，甚至出现“鞍钢宪法”进行民主管理。现在呢，不仅仅是私有制是独裁统治，连公有制也搞厂长负责制，工人的权力被剥夺干净。公有制企业成了少数人专断独行的舞台。更为严重的是，还没有机制来监督这些少数人。于是， 他们肆意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搞垮公有制企业再来个管理层收购。于是，一切好处都到了他们手上，毛泽东时代工人几代人积累的财产就被他们白白占有了。他们就成了一些暴发户，工人就下了地狱。

 

现在的国企搞上市，搞董事会，依然愿意花巨额工资请什么独立董事，就是不愿意搞工人董事。在此情况下，不管有没有独立董事，缺乏作为内部人，广大工人代表的董事只能沦为是少数人专制的董事。只是从一个人专制，变成了一小 撮人专制。国企监督不依靠广大工人从内部监督，而是靠什么独立董事。这些董事或者往往无所作为，或者就被资本所收买，根本起不到强有力的制约与平衡。这是当今国企改革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在部分国企还搞编制人员与非编制人 员的区分，公然歧视工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比私有制企业还落后，至少私有制企业没有这么明显的人员歧视。广大的劳苦大众，对于不民主、排斥工人领导与管理的公有制企业也是非常不满。这样存在误区的 公有制企业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造成了社会明显不公，增加了工人的苦难。

 

改革开放下，人口大量流动，社会投资基本上都投在了城市。投入农村中的资金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相对上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加上承包到户，农村毛泽东时代团结起来办大事的现象没有了。于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很多地方几十年了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外出的农民成为农民工要忍受包工头的剥削与奴役，要承受一系列人为的灾难。留在农村中就是老弱病残，要忍受亲人远离身边，一年到头都难见得上一面的伤痛。以前，毛泽东时代，农民辛苦一年可以养大几个孩子，现在，农民辛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连一个孩子上个大学都上不起。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现在的农产品太不值钱，而工业品与服务费用却是飞涨。房价在北京几万一平米，月收入两万的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时候，那个不知道是痴还是疯的任志强还说房子很便宜，房价上涨还比不过白菜上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人。他们财大气粗，掌握了中国很多的媒体，他们也很会搞策划包装与宣传。经过三十年，社会思想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几乎被他们翻过来了。于是，以前的“黄世仁”成了成 功人士，“白毛女”成了傻子。很多的女孩希望“黄世仁”包养他们，哪怕被甩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挣一笔钱就可以了。

 

最近才二十二岁就生了三个娃，最后还是被甩了的明星，在很多看来还是很值得的，毕竟传说获得了几十亿的分手 费。然后打断牙齿往肚里吞，美其名曰：真爱。我在想，现在的“黄世仁”太爽了，不就是花点的钱吗？有上百亿的“黄世仁”可以这样进行多少次风流快活啊。不就是几个钱嘛，反正正常花不完，只有这样花才能花掉一些。反正“黄 世仁”手下那么多“佃农”在源源不断的送给他利润，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可见，改革开放，公有制被大量摧毁，被误入歧途，“黄世仁”遍地产生，还标榜成功人士。而广大工人农民的权力被剥夺，成了弱势群体，再次从毛泽东时代的主人，成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私有制再次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 了巨大的灾难。

 

联想着一切，我又想到了自己。虽然我现在在北京有着一份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属于一个白领，但是也是为资本家打工。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一两个小时，一天有时工作十二个小时，身心确实感到很疲惫。于是，很想摆脱这样的工作，但是，生活的压力犹如扼住人喉咙的绞索，让人欲罢不能。我于是只能默默忍受着一切，也许要忍受着由此引发的过早衰老。

 

至于社会上更多的劳苦大众，他们体力劳动的辛苦比我更大，工作环境比我更差，还往往没有我的工资高。他们还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更是受着人生的折磨。

 

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是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拮据、紧迫？尽管我在大学中就已经认识到了是私有制造成的。但是，我还是不得进入私人企业工作，明知道被剥削还有时候希望、渴望剥削。因为我知道，我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样都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得生活资料，从而能够在社会上生活下去。

 

于是，面对着老板，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战战兢兢；面对老板无理的呵斥，只能默默忍受，最多来点阿Q精神胜利法。于是，亲身体验到了当人处于奴役地位下的卑微、屈辱与无奈。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我们工人不能平等地联合起来生产、销售？是什么造就了工人有时候看上去是一盘散沙？可能是我们太穷，太没有钱，联合起来也不可能买到足够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或者是大家即使有点钱，生活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也不愿意还抽出点钱来进行联合生产、销售，毕竟生产、销售有些风险；或者有点钱也没有一个人出来领导大家进行项目选择与执行；或者大家觉悟都太低，即使联合起来，大家家族意识强烈，内部摩擦不断，缺乏民主、科学机制来运行。总之，只看到社会中进行个人创业，缺乏集体创业。即使个人创业，都无一例外的选择雇佣剥削他人的模式，而不是形成集体企业。于是，一系列的迷惑正在心中产生，好在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后已经得出答案。迷惑即将揭晓 。

 

至此，我想说，三十年来的劳苦大众辛苦了。古语说的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似乎是剥削社会的周期律，社会主义已经找到了打破这个周期律的方法。让我们团结在社会主义旗下，为什么劳苦大众当家做主，实现民主、科学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努力奋斗吧！

 

未来经过几十年到一百年的奋斗，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自由人自由联合生产、销售的社会。那个时候，劳苦大众才获得彻底翻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