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业——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他奠定了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理论基础，并推动了这个伟大事业的实践发展。
因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100年前，列宁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
今天，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因为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发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捍卫者，是因为我们始终走在马克思所指引的道路上。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实践的复杂程度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100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过剧烈变化，在这种变化面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摇”，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也曾被歪曲、质疑和否定，致使马克思的面貌经常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清楚：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伟大。
颠覆了以往对人类历史的认知
自从人类有了自己的历史，就有对人类历史的认识。这本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认识就是人对一定对象的理解。但在人类历史领域却充满了重重迷雾——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动力之谜、人类世代更替之谜、人类发展进步之谜。
马克思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所谓“用迷信来说明历史”，指的是用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解释历史现象，将人类历史说成是客观精神或主观精神现实化的结果。
“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强调的是必须用人类真实的社会生活史和社会生产史来说明人类的精神史，强调认识人类历史首先要从人类经济生活状况入手，才能驱散人类历史的迷雾。
也就是说，只有在充分认识了一定阶段社会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人类历史现象才能得到科学认知，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由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
这样，“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出，颠覆了以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对人类历史的认知。
列宁曾经深刻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
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克服了旧历史观的这两个根本缺陷，从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出发，“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
因此，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以往在历史观、政治观、社会观、人性观等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唯物史观这一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在自然科学史上，一种理论被另一种理论取代之后，旧的理论便失去了原来的地盘。
比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之后，“地心说”就失去了其原来的理论地位。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新旧理论的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宣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但是，唯心史观并未随着唯物史观的提出而销声匿迹，实际上，两种历史观的对立长期存在。
这就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及应用同发现这一科学理论一样艰难而曲折。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思想斗争史表明，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唯心主义历史观经常而严重的消极影响，加强唯物史观的普及教育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如何对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上，轻视忽视、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的态度都是十分错误的。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秘密
马克思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研究工作的指南”，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这里的秘密包括经济现象的秘密和精神现象的秘密。任何社会的经济现象都是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需要一个恰当的入口。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入口就是商品交换，这个入口被列宁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解剖商品这个“细胞”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增殖、资本扩张等经济现象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不同阶级的现实意味，揭示了物对人的统治和拜物教产生的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揭示了这个社会生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历史趋势。
从根源上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精神现象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现象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如果离开了精神现象的经济根源，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自由、平等这些所谓资本主义价值的本质。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实际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被神化了的精神价值的经济本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平等似乎无处不在。
从表面上看，一切交换似乎都是基于交换主体的自由身份和平等权利。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交换主体同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差别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命运，所谓无处不在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秘密，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真相。
马克思的揭秘工作得罪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他自然不受那个社会的维护者所待见。
同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物质上，匮乏与贫穷始终困扰着他，以致窘相频现。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想买一本在他看来必须参考的新书，但是这本书“太贵”，他根本买不起。
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写信给恩格斯：“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1868年4月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自嘲道：“再过几天我就满五十岁了。如果一个普鲁士尉官对你说：‘服役二十年了，可还是一个尉官’，那末，我可以说：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化子！我的母亲说得对极了：‘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马克思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代价，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大任。
为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困境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并不限于评价和斥责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列宁语)。这为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困境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并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实践指南。
马克思深知,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绝不能依赖于自发的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高度自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马克思高度重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体自觉,这个主体自觉包括理论自觉、组织自觉和群众自觉。理论自觉指的是,马克思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理论指导、理论武装要走在运动的前面,要反对任何实用主义、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组织自觉指的是,马克思强调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自身建设水平决定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水平,工人阶级先锋队要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离开正确的道路”。
群众自觉指的是,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主动性的提高和他们从历史客体向历史主体的变化,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体性”。
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作文中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如他所愿,马克思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重担没能将他压倒,他所感到的“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他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世界历史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进程实践着马克思的伟大理想。在这个伟大理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实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这种巨大影响的生动写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也是马克思的生命力,作为“历史剧”的伟大“剧作者”和“剧中人”,他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始终熠熠生辉。
来源：思想火炬
作者：姜迎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