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清末以来，关于中国的人性批判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当数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人性揭示最为深刻，最入木三分。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个社会依然充满了对国人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国人奴性的批判尤为强烈。奴性到底怎么定义呢？其实，奴性就是一种奴隶人格，畏惧权威、屈服于权威、无坚持正义的精神和缺乏捍卫正义的意志，连认识和保护自身的基本权利的智慧与勇气也是缺乏的；他们的灵魂在权威的面前被吓得说话都不敢说，甚至于因为屈服和畏惧反过来还去奉承、附庸权威，助纣为虐，把好人和正义的一方弄得更加凄苦，成为强权剥夺更多人权利的帮凶。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如此？看完下面的论述，你会明白国人的正义精神是怎么丧失的，奴性又是怎么形成的，以及灵魂又是如何变质变软的。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一个抗战时期的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完全是两个物种。
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定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强。到了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甚至清朝还把鸦片当做了国家的经济收入之一。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下面是相关实证：
古代人的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这和西方的骑士精神是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于老弱妇孺也是照顾有加。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体味。《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就连今天划归到南方队伍里的吴越地区也是民风彪悍，盛行阳刚之美。
再看下明清时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的男人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不仅利玛窦，依然健在的明史作家黄仁宇和当年明月或许更有资格对这段历史作出中肯的点评）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碰过”，“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英国人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美国人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除了以上两点，我们再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期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这些侠客仗义，诚信，浑身的正义感。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一诺千金、士可杀不可辱。
那时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先河和典范：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侠客和义士们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勇于担当的果敢精神。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陌生人的关系。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生命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但到了明清，所谓的“侠客”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和显贵的附庸。
《三侠五义》中，侠客们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明清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达官显贵的帮凶，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的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随一个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其他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增加”。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完了侠客和义士，再来看看春秋的儒和后世的儒。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勇猛有力。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尤其是明清皇帝看来，这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春秋时期，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家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诩，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朝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为得是逃离权力和世俗荣华的控制。
到了明清，大儒们几乎完全被驯化成了“绕指柔”的奴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犬儒派（但这种犬儒和西方哲学中的犬儒主义有本质差别）。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要把整个人都交付给国君。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说白了，就是搞一言堂，整个国家整个思想体系，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明清的儒者和众多臣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沦为了无思想、无操守、无独立人格的三无人员，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像犬儒一样向权贵低头哈腰，阿谀奉迎。在皇帝的大一统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而在这方面，乾隆时期的巨贪和珅就是最好的例证。
明清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灵感，早已失去了唐宋时期的伟岸和雄奇——
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个时期在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此诗没有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且富有诗意。那时中国人的自然天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蔚蓝而深邃。《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的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的原创力上明显消退，但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词方面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创作力。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万千，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出现了众多诗歌大家，比如李杜、小李杜等上千位诗歌巨人。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在语言的清新婉约、思想情感的畅意表达等方面更胜唐诗一筹。哲人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哲学诗画在此补充下，不仅李泽厚，我想几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一致这样认为）
但到了明清，两个朝代历时约500年，无论是诗人，还是侠客义士，以及文人儒者，其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牙慧为荣，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懂自然科学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坚船利炮想不胜都不可能，因为明清的中国与世界相比，简直太落后了，更可悲的是明清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太过萎靡，从上至下，奴性和犬儒性像烟雾一样到处弥漫着。相比于《诗经》，再对此下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明清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大活力，甚至连人最真实的表情和想法都没有——除了纳兰性德外，那时的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具有时代影响力的诗人。在奴性中卑躬屈膝，在条款中割地赔款，在鸦片中醉生闷死……这些乱象和屈辱正是那个时代的血泪写照。
结语——失去了创造力、感受力，没了独立人格和正义精神，也就没有了灵魂
明清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以伟岸的身躯前行着，他们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先秦的诸子百家，汉武的雄才伟略，大唐的盛世繁华，这些到了明清都成了一种凄苦的回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明清500年，中国人只会做前人的影子。不但失去了创造力、感受力，而且丢弃了独立人格和正义精神，错失了足以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法律。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还把自己标榜为天朝大国，视自己为东方的中心（那时的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正虎视眈眈，伺机吞并）。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宋而沾沾自喜。他们的思维和判断形成的是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那是的国家无论怎么看，都如同一个空壳，没有了灵魂，丧失了自我修复能力；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堕落的气味，人们的内心激不起半点涟漪。活着，吃饭，睡觉，任外国列强骑在头上而不发声。所以鲁迅才咬牙愤慨地写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明清500年，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上面奢华浪费，下面穷苦忍让。慈溪一顿饭可以吃掉一个家庭半年的口粮，而下层人民连口稀汤都喝不上。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机械的大脑告诉他，要吃饭，要活着，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果说这500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巨大进步，那时国人的勾心斗角、耍小聪明和骗人造假术估计全球第一。
也许，用局外人的视角去看待明清，略失公正，毕竟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真正的生活在其中。但是从大量历史事件和人性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以前的中国人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美玉和一块石头——虽然都是由岩石构成，性状、品性、内在却大不相同。
中国人的人性历史和心路历程，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雄浑有力；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气势如虹的开创；明清是下游，泥沙恶心太多，以至于常常断流，甚至奄奄一息，穷途末路，最终被孙中山的新时代气息所革新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