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的最根本要求》

政治工作的最根本要求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学习近平总书记古田会议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新古田会议精神由两个根本点: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提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两个根本点不仅适合于军队,同样也适合于其它工作,特别是适合于当今改革。上一篇文章谈论了必须坚持党对改革的绝对领导问题,这篇文章专门谈一下政治工作生命线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古田会议讲话中提出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在恢复毛主席的观点。早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什么政治工作会成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为政治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阶级立场问题,是阶级观点问题,是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问题。只有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是纲,是根本,是生命线。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其它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当今中国改革活生生的现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变现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全部资源,老百姓流血流汗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奇迹,财富流向了西方所有国家的所有家庭,而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并且宁可自己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也要把数万亿资金借给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改革的政治方向出了问题,不是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改革,而是向着有利于国内外资本集团的方向改革。结果造成了今天资源枯竭、环境崩溃、两极分化的危险状况。如果再不改变改革的政治方向,继续把人民作为改革的对象而不是改革的主体,亡国大难将不可避免。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天重提革命的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

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古田会议讲话中提出的是革命的政治工作,而不仅仅是政治工作,这个新的提法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工作既有革命的政治工作,也有反革命的政治工作。在当今资产阶级极右势力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文化教育,控制媒体舆论的情况下,如果只讲政治工作而不讲革命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会被反革命的政治工作所取代,造成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更大损害,就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

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在邓小平去世后,提出以德治国,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试图拨正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航向。但是,当时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毛污毛已经达到高潮,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人民革命反对传统文化反对民族精神,成为当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强调政治工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挽救社会主义,反倒加强了反革命势力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最终走向了反面。就如同当时让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本来目的是让党委书记约束董事长,发挥党组织对资本的约束作用。结果却相反,把企业党组织变成了资本谋利的工具,把企业里的共产党变成了资产党。回归社会主义的努力也就变成了泡影 。

由此可见,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具有石破天惊的革命作用。中国改革的大船正在回归社会主义航道。

张宏良

2014年11月2日

 

《新古田会议的精神》

新古田会议的精神就是坚持党对改革的绝对领导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古田会议讲话的感想

2014年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个地方,恰恰是85年前毛主席召开著名古田会议的地方。85年前古田会议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决定了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以往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最本质区别。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和共和国能够走向强大最根本的保证。与毛主席战争年代其他军事思想相比较,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

如果说当初毛主席召开古田会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那么***包括这次古田会议讲话在内的系列讲话,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恢复了党对改革的绝对领导问题。这个问题是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可以说改革以来,邓小平犯下的两个最致命错误,一是恢复了枪指挥党的军阀作风,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撤换党的总书记;二是把党政分开作为改革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把中国推上了亡党亡国的可怕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是这个党的根本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参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执政党如果不执政,暂且不说不能保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单就自身而言,会在逻辑上把自己由执政党变成欧洲封建主那样的寄生性集团,彻底丧失历史存在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威望的下降,人们对共产党存在的意义,越来越不理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政分开的结果。

道理很简单,既然社会由政府来管理,党已经无事可干,而只能管理党本身,既所谓党要管党,人们也就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这个党,于是便提出了党产党费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党产党费完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再加上极右势力一忽悠,许多年轻人便走向了党的对立面。可见,所谓党政分开的改革,完全是亡党亡国的路线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政府都是政党领导,中国党政分开后,共产党不领导,其他阶级和其他政治集团就会来领导,如此以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再是改革的主体,而变成了改革的对象,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国际厨房”,在美国的干预和支配下,最终形成了“中美国”。上届国务院,之所以成为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国务院,就是实行党政分开的结果。

所以,今天结束党政分开的改革,重新确立党对改革的绝对领导,其意义不亚于当初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改革的绝对领导,可以看作是新古田会议精神的根本特征。

张宏良

2014-11-1

《新世纪阶级斗争大幕拉开》

新世纪阶级斗争大幕拉开 中国左翼的旗帜高高飘扬

——对法国新冠纪录片《抢劫》遭全球封杀的点评

下面这个在法国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都被精英集团所封杀,在中国更是没有一家主流媒提到过一个字的法国新冠病毒纪录片《抢劫》。这个纪录片之所以遭到封杀,并非是因为他揭露了新冠病毒的阴谋,而是因为它宣告了21世纪新的阶级斗争时代的到来。21世纪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也就是99%人民大众与1%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将会取代以往的阶级斗争、国家斗争、民族斗争、种族斗争而成为决定其它一切斗争的最主要斗争。这是继奴隶社会的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之后的最后一场阶级斗争,真正向伟大的法兰西人民所谱写的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明天将是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崭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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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与网络技术、虚拟技术、智能技术和基因技术所组成的信息社会相适应的新世纪阶级斗争的大幕已经拉开,没有任何人比以毛派为核心的中国左翼力量更加感到高兴和兴奋的了。凡是熟悉中国左翼力量政治主张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法国纪录片虽然名为是揭露新冠病毒的阴谋,而实际所宣布的完全是新世纪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而法国人民所宣扬的这个政治主张,恰恰是我们中国左翼力量多年来坚守的关于新世纪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和思想纲领。这些新世纪的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革命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其一,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各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目前信息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99%人民大众与1%精英阶级之间的斗争,它已经取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上升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而原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不会对当今统治精英阶级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所以包括法国在内的全世界统治集团,能够容忍人们谈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能够容忍人们谈论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阶级斗争,唯独不能容忍人们谈论99%的人民大众与1%精英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其二,目前1%的精英集团主要由政权(政治精英)、资本(经济精英)、专家(知识精英)三个部分所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用来欺骗人民的三权分立,就是政权、资本和专家之间的三权分立,而绝不是什么司法权、立法和行政权之间的三权分立。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左翼力量所坚持的基本观点。多年来我们一直指出,西方国家的所谓三权分立,在古代社会主要表现为是教权、皇权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三权分立;在现代社会它表现为是政府、资本和知识精英之间的三权分立。而所谓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实际上不过是精英集团内部的分工,分工的目的主要是彼此之间进行利益制衡,以及对99%的人民大众进行有效统治。这种三权分立虽然比独裁专制更加有利于精英集团的统治,但是与所谓民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与1%精英集团的阶级结构相比较,99%人民大众的阶级结构则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负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而成为人民大众的核心力量,形成了由负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所组成的99%的人民大众。负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主体,表明现代社会仍然如同马克思分析的一样,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劳动阶级的地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逐步下降,负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阶级的主体,就是在私有制社会中劳动者的地位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下降的典型例证。

其三,目前世界各国99%人民大众最为不幸的状况,就是如同早在10多年前我们就曾经指出的那样,“管杀父仇人叫爹”,把精英集团看作是自己的家人。而世界各国精英集团却借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率先实现了世界精英集团的一体化,各国精英集团形成了全球统一的利益整体,而把本国99%的人民大众看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每当各国精英集团在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时,各国人民大众就会群情激奋,拼命维护本国精英集团的利益,殊不知他们已经成为各国精英集团共同管理、共同剥削、共同掠夺及共同宰杀的共同对象。

许多已经主动返回到“东亚病夫”状态的中国人看到这个纪录片时纷纷幸灾乐祸地叫喊:“这次病新冠病毒正在撕裂法国!”其实这个纪录片所反映的社会撕裂,并非是在撕裂法国,撕裂美国,撕裂欧洲,乃至撕裂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再把社会撕裂为1%的精英阶级与99%人民大众的对立。这个对立将会压倒所有社会矛盾而成为21世纪的主要矛盾,无论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种族之间的矛盾,在已经联合起来的世界统一的精英集团面前,简直就不值一提,如果人民大众看不到这一点,仍然把要消灭自己的人看作是一家人,那将死无葬身之地。

其四,世界各国老百姓之所以将会死无葬身之地,就在于目前这个99%与1%之间的斗争,与以往历史上所有阶级斗争最根本的不同特点,就是1%的精英阶级已经不再像以往统治阶级那样,仅仅是要剥削和统治99%的人民大众,而是要灭绝一部分人民大众,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垃圾人口”;而把另一部分人民大众完全变成丧失了任何独立意识的“会说话的牲口”。这一点早在10多年前我们就一直在反复告诫大家。当时我们指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中就包括中外精英集团已经不再是占有和统治中国这个地方,而是要灭绝中国的人口。当然不仅仅是要灭绝中国的所谓“垃圾人口”,同时也要灭绝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垃圾人口”。也就是说当年印第安人被灭绝的悲惨命运,正在降临到99%的人民大众头上,不仅是降临在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头上,同时也将会降临到一部分发达国家人民的头上。

这就是当今法国人民、美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都在纷纷起来反对精英阶级统治的根本原因。虽然作为个体的中下层人民往往拿不出什么灾难降临的可靠证据和逻辑,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大众,他们无与伦比的伟大智慧和对任何灾难阴谋的感知能力,将会超过任何具有通天彻地之能的预测大师。人民在灾难的最后时刻觉醒了,决战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不是人民大众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反动精英统治,就是精英集团灭绝大部分人民大众并把另一部分人民大众变成“会说话的牲口”,此外绝不会有第三种选择。而最终决定这场人与兽、佛与魔、光明与黑暗之间阶级大决战胜负结果的,就是毛主席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大众民主革命的普及程度。

如果说10年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99%与1%之间的斗争,是以美国人民为代表的世界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世界珍藏版,那么这次法国纪录片《抢劫》及此前的“黄背心运动”就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世界普及版,他们把当年毛主席关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经过大众民主革命的加工淬火,概括成为21世纪1%精英集团与99%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把建设人类彻底解放的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看作是大众民主运动和大众政治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目标。就这一点来讲,由10年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的直到今天法国新冠病毒纪录片所表达的政治宣言这期间一系列大众民主运动和大众政治革命,是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最伟大的人类解放运动。

人类最大的危机伴随着新冠病毒到来了,人类最彻底的解放也伴随着大众民主革命到来了。无论左派舍命追求的公平正义,还是右派虚假向往的民主自由,都将在这场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革命过程中得到实现。人类数千年来创造物质文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自由,革命造反创造政治文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只有民主才能实现自由解放。而以往人类社会所争取的所有民主,都只不过是极少数人的民主,而只有包括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内的大众民主,才是能够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真正民主,才是能够战胜1%的精英阶级,挽救99%的人民大众,避免人类文明陷入浩劫和灭绝的唯一道路。

这一天正在向人类走来,还是百年前孙中山那句话:“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是当年《湘江评论》中19岁青年毛泽东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世界又到了这一代人民大众“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毛主席语)的时候了。或者彻底解放,或者将被灭绝 这个最后选择就摆在99%的人民大众面前,要么消灭1%精英阶级的历史统治,要么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彻底消灭自己,人民大众不再有其它任何选择。在此我们想起了上一次无产阶级面临生死存亡选择时革命导师列宁的那句豪言壮语:“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今天也仍然是如此:死亡不属于99%的人民大众!

张宏良

2021年11月23日

 

《劫贫济富》

天天都是这种劫贫济富的上市公司公告

打开百度搜索,几乎天天都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今天随便打开其中一家上市公司发现,这家公司两个月前刚刚花30多亿人民币收购了自己的股份,把市价每股40多元的股票以每股6元多的价格,卖给了公司几个大股东将近5亿股,36个月后上市按照中介机构最低50多元的预估价计算,几个大股东个人净赚200亿元人民币。公平不公平暂且不论,就是这样一个钱多得花不完的公司,竟然在2021年下半年获得政府补助4500多万人民币,可见当今中国劫贫济富到了什么程度!国家把武大郎的钱拿来补助给西门庆,无论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说不通,可是在当今中国却天天发生。

中国40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占了中国GDP的70%,从中国1亿多股民家庭相当于4亿多股民中吸纳资金(包括一二级市场)不下20万亿人民币,这些人可以说是社会的顶级富豪。按照正常的社会财富分配逻辑,即便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政府也应该从上市公司中收取财富补贴给穷人,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老百姓的钱通过税收集中起来补贴给这些顶级富豪,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外资富豪。2020年政府补助给上市公司的资金高达2116亿,98.45%的上市公司都在获得政府补助,其中137家上市公司居然完全靠政府补助扭亏为盈,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利润来源就是政府财政补助,完全依靠财政补助维持上市资格,不断榨取广大股民的血汗钱。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唯独在中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2020年仅仅补贴给上市公司的资金就高达2116亿元,2116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2018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209亿元的10倍(2018年属于新冠疫情前的正常支出),如果在加上信贷、资源等各个方面更大规模的资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的天文数字,可以说是几乎把社会大部分财富都给了这4000多家上市公司,包括1/3以上的外资公司和中外合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6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2.2亿人月收入不足500元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病不起和葬不起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全世界唯独中国经济学发明了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原因。全世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经济学解释国民财富的分配都是两次分配,企业老板拿利润和工人拿工资是第一次分配,国家通过财政和税收调节是第二次分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第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差别,防止老百姓造反,维护社会稳定。中国由于第一次分配的工人工资很少,第二次分配的政府补贴又给了富人,经过两次分配后不是贫富差别越来越小,而是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实在没有办法,便又发明了一个所谓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也就是通过富人的慈善行为施舍一点儿给穷人。这种所谓第三次分配本身就等于是承认前两次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而国家又不想改变这种不合理分配关系,于是便让富人吃面包时留点面包屑给穷人。虽然慈善行为作为一种最虚伪的经济活动古已有之,但是确定为国家分配政策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那么所谓第三次分配是怎么分配呢?曾经把中国600多个顶级经济学家和顶级政府机构咨询专家(其中包括许多省部级专家)纳入麾下的民间自由派大咖茅于轼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经典解释,这就是富人把吃剩的饭菜放在饭店门口,让周围的穷人来吃,为了避免穷人吃病了讹上富人,国家要专门立法保护富人不因提供剩菜剩饭而被穷人诬赖。这是茅于轼先生多年前的呼吁,也是这位被美国评为20世纪中国顶级思想大师的唯一原创思想,是迄今为止关于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最经典解释。可见,这些改革派顶级思想家给中国穷人安排的最好出路,就是像那些街头流浪的阿猫阿狗一样,聚集在饭店门口等着抢食富人吃剩的饭菜。

按照中金公司提供的数据,那546万月收入是零的穷人,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那些街头流浪狗流浪猫的命运。如果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中外富豪继续这样补助下去,那么2.2亿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穷人,再下一个台阶所要接受的,也将是这些街头流浪狗流浪猫的命运。如果再下一个台阶,那就要轮到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6亿人了,只恐怕中国还没有那么多富人能够提供满足6亿人生存的剩菜剩饭,总不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引进6亿人需要的剩菜剩饭吧。不过到那时,对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做出经典解释的茅于轼先生,将真的会成为凯恩斯那样的当代头号经济学家,因为他创立的“剩饭剩菜”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茅于轼先生的剩菜剩饭理论,虽然听起来让老百姓比较扎心,但是他却在客观上指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财富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第一次分配还是国家财政的第二次分配,不仅已经解决不了共同富裕问题,甚至连共同吃饭问题都已解决不了,而只能依靠让穷人吃富人剩菜剩饭的第三次分配。既然老百姓都到了要依靠富人剩菜剩饭等各种施舍的程度,那么继续对富豪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张宏良

2022-01-06

左派右派走资派

左派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派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右派既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不要社会主义。

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上左派和走资派是一致的,在走什么道路上是对立的。右派和走资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是一致的,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上是对立的。 走资派上台后要坚定不移走资本主道路,但遇到左派的反对,所以要依靠右派的力量,便培殖豢养了大批右派,让他们帮助自己设计资本主义道路,并依靠他们妖魔化主席,以清除他们走资本主道路的思想障碍,依靠他们打击制衡左派,使左派不能成为阻碍他们走邪路的政治力量。

因为压左扶右,使右派力量越夹越强大,他们占据了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各领域的主导权并不再满足这些,最终要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攻革推翻共产党。走资派当然不干,与其你搞资本主义不如我搞资本主义,底线是共产党领导。右派改变策略,只要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先不提政治,所以集中力量推动你搞私有化。

走资派认为彻底私有化了,左派便没了基础也就对自己构不成威胁了。左派以为私有化了,共产党也就失去阶级基础了,也就危险了。右派以为只要你彻底私有化,经济制度改变了,你共产党执改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没有了,到时候你不下台也不行。走资派当然不甘心。
所以,走资派将面对两个敌人,一是左派和人民,因为左派和人民要公有制,这是正道,是人民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二是右派,右派在帮助走资派搞完私有化后,必然要走资派下台,因为搞资本主义谁都可以,要你共产党干什么?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只要是共产党,统统不要。

在这两个敌人中,左派不是走资派的主要敌人。因为虽然主张不同,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左派虽然和走资派也斗争,但主要是争取改造走资派,不会要他们的脑贷,不管怎么说左派是爱共产党的,而且现在左派力量相对弱小,不会对走资派构成威肋,起码走资派会这样认为。

但是一旦彻底私有化了,走资派和右派的矛盾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会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管走资派走多远,只要你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我右派就要你的脑袋。所以,三十多年来,走资派在利用右派的同时,也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最凶残的掘墓人,右派对走资派比对左派会更加凶狠,因为他们之间要为争夺政权而战,而走资派必然战不过右派,因为他们失去了一切基础。

所以走资派只有悬涯勒马,回到社会主义正路上来,回到人民中来,人民是宽容的、善良的,会既往不咎。这也是唯一出路。

张宏良按:转发xzj同志的微信

前后30年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很多人经常会问,前后30年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视频(西安:75岁病重老人担架进银行只为修改银行密码)准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30年前的服务者,全部在法律上、政策上、制度上,变成了管理者,甚至包括最典型的服务者门口保安(过去叫传达),都变成了拥有无边权力的管理者。为什么30年前的服务者全都变成了现在的管理者?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社会的当权者已经恐惧到了不能再恐惧的极端恐惧,以至于只有把全社会所有原本为老百姓服务的服务者,全都变成把老百姓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管理者,这些当权者才能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张宏良

2021年12月9日

 

负产阶级革命万岁

负产者取代无产者将成为剥削社会的最后终结者

当今社会被剥削者由无产者向负产者的转变,是有史以来劳动者地位最悲惨的转变,也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被剥削者身份的最后一次转变。

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天就要亮的时候,负产者是劳动者最悲惨的身份,也是劳动者被剥削的最后身份。一旦劳动者跨过这最后一个身份,那么等待劳动者的将是世界主人翁这个最辉煌并且是最永久的身份。

至于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民族的劳动者率先摆脱负产者的身份,率先获得社会主人翁的身份,并带领世界各国人民进入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要取决于他们成为负产者的程度,他们谁欠这个社会的债务越多,越是看不到拥有个人资产的希望,就越有希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人。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今世界最有希望率先跨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美国人民是负产负债率最普遍的人民,信用消费的比例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人民则是复负产负债额最大的人民,不仅仅是要终生偿还房产负债,包括他的存款和其他所有资产,也都是为偿还医院、学校、银行以及墓地等隐形债务准备的。

谈到这里我们总是隐隐感到仿佛真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超越人们意志悄悄安排着世界上的一切。比如“中美国”就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种必然安排。当2006年美国哈佛大学创造出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himerica(译为中美国、中华美利坚、中美共同体等)时,人们只看到了中美资本层面也就是精英层面上的融合,而没有看到中美之间负产者的联合。现在看来这个负产者层面上的联合,将有可能会远远超过资本和精英层面上的联合,而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从目前美国朝野公认也是全世界公认的“美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大爆发来看,“中美国”将很有可能从原来对中国人民来讲完全是负面作用的事物,逐渐变成对中国人民具有正面影响的事物,甚至会由此形成中美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彻底终结数千年来统治人类的剥削和压迫社会,推动整个世界进入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个宗教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梦想——世界大同。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就在于无产者在革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唯一能够失去的就只有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当今社会的负产者,比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无产者,更加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他们造反的风险成本不仅像无产者那样等于零,甚至风险成本会成为负数,至少他们欠下的各种债务将会一笔勾销。所以他们比无产阶级更加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

如果说以往社会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那么今天社会革命的希望则是寄托在负产阶级身上。负产阶级已经成为比无产阶级更加革命的阶级,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解放最根本的希望。以往人们所高喊的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现在应该换成负产阶级革命万岁。负产阶级将是99%的人民大众战胜1%精英阶级的最核心最强大最先进的力量。

负产阶级革命万岁!

99%战胜1%的革命万岁!

张宏良

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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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对当今世界的伟大贡献

今天12月26日,是真正普天同庆的日子,此时此刻,世界东方和西方在共同庆祝各自的圣诞节,西方在庆祝耶稣诞辰,东方在庆祝毛泽东诞辰。在毛泽东诞生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有圣诞节。有圣诞节的国家,往往是世界上的强大国家,有圣诞节的民族,往往是世界上站起来的民族。所以,上苍也给了中国一个圣诞节,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大救星,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只是中国的毛泽东,比之外国的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更加伟大。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不仅如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那样,指出了人类的幸福彼岸和大同目标,还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了幸福和大同的实现途径。这是毛泽东超越以往所有宗教领袖的独有伟大之处。毛泽东和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所有宗教领袖同样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同样指出了幸福彼岸;毛泽东比他们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毛泽东同时还指出了如何到达幸福彼岸。

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结晶和东西方文化融合集大成者的毛泽东思想,既涵盖了世界所有宗教的最高理想和世界各族人民对真善美的最高追求,又指出了并且是唯一指出了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现实途径——这就是创建人民社会和维护人民社会。创建人民社会,依靠的是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社会,依靠的是造反有理。所以,为人民服务和造反有理,是毛泽东思想两个最根本的特征。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数千年一直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都是为精英集团服务的社会,或者是为官僚集团服务,或者是为资本集团服务。唯独毛泽东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人民社会,开辟了人民时代,把社会建立在了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将所有领域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国家、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公社、人民医院、人民银行、人民警察、人民教师等,连钱币都称为是人民币。所以,历史和人民才把毛泽东歌颂为是人民领袖,才有了人民领袖毛泽东这个劳动人民最亲切的称谓。

如果说建立人民社会是古往今来超越所有宗教理想的伟大历史创举。那么,巩固和坚持人民社会则是更加伟大的历史创举。由于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始终是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基础的精英统治,现在要一下子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民主社会,必然要经历多次的挫折和反复,期间复辟与反复辟之间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必将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必将会经过多次胜利与失败的反复交替,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会取得最终胜利。

要想保证人民大众能够在多次的历史反复中最终走向胜利,就一定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斗争形式,让人民大众能够利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明成果,最终彻底铲除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精英统治。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就是建立在“造反有理”基础上的大众政治制度,就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特征的大众民主。带领人民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遗产,也是留给世界人民的最大政治法宝。

毛泽东创立的人民主权社会和大众民主制度,是彻底终结精英统治的新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极端仇恨毛泽东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人民大众无限热爱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兴起,就是毛泽东创建的大众政治文明的历史产物,这个大众政治也必将会成为欧美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的政治旗帜。中国红色大潮的兴起和欧美大众民主运动的兴起,拉开了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历史序幕。建立在世界一体化、信息化和虚拟化基础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必将是人类21世纪最辉煌的历史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对当今世界最伟大的贡献。

二,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关键性胜利

1、目前这个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绝不仅仅是发展模式的一般性调整和转变,而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转变。它跨出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关键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大众民主运动的伟大胜利。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30年理想主义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时期,锻造了发奋图强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引领世界大众政治文明发展的道德文化,奠定了民族崛起的人文基础;又经历了后30年物质财富喷涌、道德伦理坍塌的极端物欲横流时期,见证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西方丛林文化的极端野蛮黑暗,对采用兽性法则组织人类社会的惨痛教训有着最深切的体会,真正到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地步;上述两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正反两个方面独有的历史经历,决定了中国必将进入正反合的第三阶段。目前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中国进入正反合第三阶段的历史起点。这个历史起点,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历史起点,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新起点。

2、当今中国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新起点,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但却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毛派共产党人坚持追求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坚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的结果,是亿万中国人民坚持追求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毛主席生前布局复兴社会主义政治大演习的结果。从十七大思想理论上的转变,到金融危机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到以重庆模式为代表的探索和突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政府到学界、从蓝领到白领、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老中青三代,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有关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生死斗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阶级和政治的生死搏杀。特别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唱红歌所掀起的红色大潮,更是展示了人民大众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奠定了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由于各条战线上各个领域中左翼爱国力量不屈不挠的坚持斗争,才推动了党和国家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事实再次证明,由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并由毛泽东晚年赋予了吐故纳新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充满希望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希望的地方,是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地方。

3,回顾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政治斗争,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力量,与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下面几个问题上一直进行着坚持不懈的生死较量,最终唤醒了人民,取得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胜利。

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着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左翼爱国力量与极端右翼势力进行了势不两立的生死斗争。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奉行的以“猫论”“摸论”“经济中心论”为代表的GDP主义,本质上是把人民大众当作实现GDP的工具,仍然是几千年来黄世仁南霸天的富人发展路线,仍然是坚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仍然是坚持由少数精英统治世界。而中国左翼力量始终坚持,人民大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建设只是满足人民需要的手段和工具,经济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大众共同享有,绝不能以任何理由重建少数人对多少人的剥削制度,造反有理、革命有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动摇的最基本原理,也是人类社会不可动摇的最基本天理。否定了这一条,就不仅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再是人类社会,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兽类社会,甚至连兽类社会都不如。

今天,虽然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逻辑仍然占据上风,仍然牢牢控制着社会舆论。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是GDP的主人,而不是GDP的奴隶,社会是人民大众的社会,而不是少数精英的社会。“十二五规划”中用改善民生代替GDP主义,就是毛派共产党人取得的第一步胜利,有了这第一步,自然和会迈出第二步的复兴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解决民生问题。要知道,仅仅几年之前,民生还被视为极左,GDP还被视为神圣。而如今,包括那些极端反动的右翼分子都在纷纷申请民生课题,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第二、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左右翼之间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为了把人民变成一盘散沙,把中国变成一盘散沙,故意把西方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资本主义丛林法则——引入中国,作为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按照兽性法则组织社会的唯一国家。本来,市场经济是和基督教相结合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亚当·斯密讲有道德和市场两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社会运行,可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却砍掉道德这只手,单纯按照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来组织人类社会,把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变成了动物世界。

而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力量则坚持要按照人性法则来组织人类社会,不是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是要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共同占有、共同富裕。其实,包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对外实行兽性法则,对内仍然实行人性法则,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中国颠倒使用人性法则和兽性法则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一盘散沙的行尸走肉,以利于他们掠夺和解体中国。

目前,正是这条兽性法则,把中国变成了国际丛林社会的肥大牛羊,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灭种的灾难边缘。美国军舰在被赶跑60年之后,如今再次驶入黄海,就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历史证明。正是毛派共产党人的不断呼吁和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就必须彻底废除这个亡国灭种的兽性法则。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爆发的三次思想大讨论,最终以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的胜利而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曾经爆发了三次思想大讨论:第一次是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第三次是姓中姓外的大讨论。第一次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取得了完全胜利,把中国改革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罢工自由、四大自由等全部政治权利;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大讨论,结果又是极端右翼势力完胜,数百万公有制企业被极少数官人、富人和洋人非法占有,上亿职工下岗回家,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数亿农民沦为村匪村霸的奴役对象;第三次是姓中姓外的大讨论,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在理论上和舆论上获得了巨大胜利,在思想上对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开放进行了历史清算,揭露了那些改革精英的卖国本质。虽然他们还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国人对之无可奈何。但是在国人心目中,他们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所以他们才会纷纷向海外转移亲属和财产,准备随时逃亡国外。

第三次改革大讨论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讨论上的理论胜利,更主要的是彻底打掉了改革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第四,在社会政治领域里,毛派共产党人和已经觉醒的人民大众,多次粉碎了极端右翼势力“沉船派”制造分裂和动荡的阴谋,保证了国家的完整统一。许多人总认为保证中国完整统一的是军队和警察。其实,真正的可靠力量来自于民众。连最喜欢动用军队的邓小平都明确指出过,能够摆脱危机和动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众。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对美国资本集团和国内沉船派的揭露,使人民大众越来越认清了他们解体中国的罪恶阴谋,所以没有像苏联东欧中亚等国家的民众那样成为颠覆自己国家的工具。如果没有毛派共产党人对美国和沉船派坚持不懈的揭露和斗争,当今中国恐怕早已经是血雨腥风。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派共产党人并没有阻挡住美国资本集团和沉船派对中国的祸害,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在把中国推向灾难边缘——美国福特基金会培养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引入了“中美国”陷阱,正在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彻底掏空中国的资源;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培养的转基因生物学家,正在把中国引入种族灭绝的陷阱,以维护美国等西方国家现有的生活水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培养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引领美国军队从东到西包围了中国,并把美国航母舰队领进了黄海。但是,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些汉奸势力的罪恶本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险。这些,为今后彻底铲除这些汉奸势力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五、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力量正在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当今中国的汉奸势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洋务运动和汪伪时期,渗透了国家所有领域,把中国变成了一台充满病毒的电脑,所有软件都已经被病毒所控制。比如金融和网络媒体,就已经不受党中央控制。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系统,网络媒体是国家和社会的神经系统,当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双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国家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危险境地。然而,国家的危险远非仅仅是这两个方面,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不断落入外资手中。为此,我们一直在大声疾呼,国家每陷落一个领域,我们就要掀起一场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

金融产业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保卫金融;自来水等生命产业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保卫生命产业;矿产资源落入外资手中,我们呼吁保卫矿产资源;网络媒体被外资控制,我们呼吁夺回舆论资源;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三大主粮被转基因化,我们呼吁保卫种族安全……等等。总之,我们一直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苦苦战斗。虽然在内有庞大官僚集团牵制,外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左翼爱国力量没有能够像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那样,阻挡住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生物资本的入侵和控制,但是毕竟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日益重视,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

第六、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中国对当今世界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毛派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之中。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的时代,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矛盾在经济领域的深刻反映。而唯一能够解决大众民主与精英统治之间矛盾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就是毛泽东发明的建立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础上的大众政治制度。以街头革命和网络造反为特征大众政治运动,取代此前的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武装革命运动,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是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成果。

正是因为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对几千年精英统治制度的彻底否定,所以引起了国内外精英集团的疯狂仇恨,并且他们的仇恨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运动上。可以说,毛泽东创造的大众政治运动,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斗争,便从以往的军事斗争转向了现在的街头斗争,从军事斗争为主转向街头斗争为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带有根本性的巨大进步,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可是,后来精英集团却把文化大革命妖魔化为一场浩劫,成为西方国家在道义上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尖刀,真正在把中华民族推入浩劫。好在由于毛派共产党人的努力斗争,使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正在被重新颠倒过来。

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

此前我们曾多次讲过,中国正在进入政治转型期,世界正在进入文化转型期,无论是对于当今中国还是对于21世纪的世界,转型期的主要内容都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当今中国进入正反合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当今世界一体化和虚拟化发展的合理规则,同样需要社会主义来提供。如果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挫折的历史时期。那么,21世纪将必然是社会主义再次兴起的历史时期。

1、现有发展方式把中国带入了死路,决定了必然要转变发展方式。中国改革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继续走下去,人民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甚至连那些在改革中发了财的部分精英都不答应。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不达到这个目标,改革就不会结束,就必须继续深化下去。大家看一下世界上所有国家改革的最终命运就会发现,在不打倒共产党之前,改革总是没完没了,并且越改革问题越多;可是一旦共产党被推翻,国家被解体,改革立刻就会结束,并且再也无人提起。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打倒、国家解体后,改革立刻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至今20年过去了,也不见有任何踪影。可见,所谓改革不过是20世纪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丢手绢”游戏,一旦把国家搞垮,这个游戏也就会随之结束。

过去,我们曾一直在讲这个道理,只是许多共产党员不相信,许多老百姓也不相信。直到今天,亲眼看到美国用1千多吨废纸换去了自己20多万亿商品;亲眼看到美国生物资本在把13亿中国人民变成实验转基因主粮的国际小白鼠;亲眼看到美国航母战斗群带着原子弹开进中国黄海专属区;亲眼看到政改方案中陷国家于动荡的多党制和陷民族于分裂的邦联制;才知道原来“丢手绢”这个游戏不好玩,想换一个游戏,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换一个游戏,转变发展方式,会影响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便通过早已形成的对中国军事包围,通过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黄海,对中国进行威胁,企图强制中国继续进行改革,绝不能转变原有发展方式。

2、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利益冲突,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必然会形成政治转型,在政治上重新转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发展民生为重点,主要是提高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改善老百姓的福利保障状况,这就必然要减少富人和洋人的原有利益,引起他们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殊死对抗。一块蛋糕就那么大,以往绝大部分都被官人、富人和洋人瓜分掉了,给穷人只剩下一丁点儿,可是富人和洋人仍然不满意,还要把官人那一块也拿走,这就把官人逼上了绝路。官人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和穷人联合起来捍卫他们共同的利益,否则,官人会被废掉,穷人会被灭绝。这就是洋人和奸人组成沉船派的目的。官人和穷人要想保住中国这艘大船不沉,就只有彼此结合起来,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动员起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更加强大的民众力量,保住国家的统一完整,然后才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官民关系。

近几年来,每一次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最终都会被富人和洋人的强烈反抗所否定。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结果被股权分置改革和高房价所打断,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比重不仅没有增加,2007年反而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连右派都承认甚至低于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今年党中央再次下决心要重点解决民生问题,结果又遭到了富人和洋人的强烈阻击,先是夏季响彻云霄的政改呼吁,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摩拳擦掌,要通过政改直接把共和国大卸八块;政改阴谋失败后,又推动副食品价格暴涨,其中水、电、气、油价格轮番上涨,把民众怒火引向国有企业,再组织那些一度偃旗息鼓的经济学家卷土重来、煽风点火,呼吁把国有资产人均分掉,实现社会公平,让民生一步到位。这些人要干什么,可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因为国有资产一旦分掉,国有企业一旦消失,中国就完全变成了外资天下。所谓民生政策,自然就被扔进了爪哇国。

虽然全国13亿人大分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美国和沉船派操纵的那些经济学家和中央党校教授,却对此充满信心。在他们看来,既然一个方舟子外加一个小娘儿们,就能够掀起支持转基因主粮的滔天巨浪。他们如此众多的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再加上天天给省部级干部灌输瓜分国有企业好处的几个顶尖级的中央党校教授,呼吁全国人民均分国有资产,应该不成问题。

无论他们这次干扰民生政策的阴谋能否成功,共产党与国内买办汉奸集团和国际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如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再次没有走通,再次被挡在了资本主义门槛的外面,并且仍然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和人民大众不允许。

3、目前中国复兴社会主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就主观条件而言,一是30年后再次高举革命的理论大旗,表明党内社会主义中坚力量已经形成;二是重庆模式表明已经找到了新时期党群一体化的政治平台,能够再次形成毛主席生前所谆谆告诫的“两个相信”;三是当今中国的最优秀人才已经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周围,国家已经具备了人才更新的能力;四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人物已经完全走上前台,全部完成了亮相,矛盾已经完全成熟,解决矛盾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就客观条件而言,一是目前中国的财富生产能力,已经基本具备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经济基础;二是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基本具备了建立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社会占有制的物质条件;三是网络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四大自由的技术基础;四是西方国家的反资本主义大游行,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一旦中国率先建成社会占有制和大众政治制度,将会迅速蔓延成为世界大潮,形成巩固的国际基础。

张宏良

2010年12月26日

 

为人民服务是人类政治的最终归宿

为人民服务是人类政治的最终归宿

——纪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75周年

今天是2019年9月8日,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75周年。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两篇经典著作。如果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布了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那么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则宣告了人类社会政治的最终归宿就是为人民服务。并且二者之间具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消灭私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基础。

为了使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类政治的最终归宿,跳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革命造反的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领域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人民国家,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人民公社,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教师……总之在人类历史上第1次把人民变成了社会统治的唯一合法性印章,宣告了社会的一切全都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唯一主人。

由于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各个领域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无论从此以后国家怎样改变,社会怎样改变,阶级统治怎样改变,国家在各个阶级之间怎样倒手,也都无法消除国家原本属于人民的烙印。这就如同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给牲口打上所有权烙印,古代男权社会用婚姻和贞操给妇女打上所有权烙印权一样,无论后来强占者的力量多么强大,都无法改变其初始所有权的历史合法性。西门庆可以凭借力量占有潘金莲,但是却无法改变潘金莲属于武大郎的历史合法性。这就是人们把武松杀西门庆看作是英雄,而永远不会把西门庆杀武松看作是英雄的道义根据。可以说就这一点而言,把国家打上人民的烙印,远比夺取国家政权本身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

站在今天回顾以往和纵观社会发展潮流,就会发现毛主席把中国的一切实际上也是世界的一切全都打上人民烙印的良苦用心和伟大意义。在以往人类历史上,国家就如同西方古代的奴隶和女人,游牧民族的马群羊群,现代社会的股票一样,在各个阶级之间倒来倒去,哪个阶级占有国家就打上哪个阶级的烙印,就如同现代社会一切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一样,有钱就能够占有山川河流,占有城市建筑,甚至享有他人妻女和购买法外特权(当今各种违法犯罪都确定了具体的税费价格)。而当毛主席把国家全都打上人民的烙印后,就唤醒了人民在遥远的历史长河中早已淡忘的的主人意识,起到了物归原主的昭示作用,昭示着国家和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民——已经归位,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各个阶级全都失去了占有国家和世界的历史合法性。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时代开始降临。

当人民回归所形成的大众民主和大众政治时代开始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潮流时,所有的统治集团无论他们真正的阶级属性如何,无论他们多么不愿意正视这个历史潮流,也都不得不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十分违心地勉强举起人民的旗帜,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谋取各自的阶级利益,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公开把人民大众踩在脚下。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约翰逊等越来越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客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竞选纲领和竞选口号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真的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已经归来,他们要想获取人民的选票,就只能顺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就像公司员工要保住饭碗就只能接受老板的要求一样。

可见毛主席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人民大众失去的世界,深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告诉了全世界所有人当然最主要的是告诉了人民大众,现有的世界是人民的,现有的国家是人民的,现有的一切全都是人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这个国家和世界的真正主人。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的伟大意义。

张宏良

2019年9月8日

 

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一、左派和右派斗争爆发的背景
2006年是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将是中国编年史上划分历史阶段的具有里程碑标志的一年。今年全面爆发的左派对右派的批判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将由此拉开壮观千古的文化序幕。或许让未来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老人把这一年变成了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交汇点:历史交汇在这一年,思想也交汇在这一年。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936年,一群中华民族的铁血子孙,历尽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同样难以想象的传奇神话——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那时起到现在,为了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中国共有2800多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006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50周年。1956年,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拿着人不当人的经济根源私有制,建立了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经济基础公有制,实现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1966年到1976年,中国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从根本上突破了历史上的集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相交替的政治模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众政治模式,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了宪法,从而产生了历史上第一部真正属于劳动者的宪法!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标志着集团政治对集权政治的伟大胜利,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宪法则标志着大众政治对集团政治的伟大胜利!
——2006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之神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生前身后的人民群众的命运,产生过如此截然相反的巨大影响!30年来,无论是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还是中国社会各个集团各个群体,包括那些对毛泽东最仇恨的集团,都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这位伟人逝世意味着什么!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人们对其的怀念和仇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唯独毛泽东恰恰相反,无论是人民的怀念还是敌人的仇恨,都如同荒原大火般变得越来越炽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凡是见证过共和国历史沧桑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各界人士,眼见今天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甚过虎狼般的肆意掠夺,怎不泪眼苍天放声大哭!
——2006年是中国自由化运动兴起20周年。1986年中国部分知识精英也就是现在活跃在美国的民运派,公开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虽然当初那些运动的策划者早已公开投靠了国际反华势力,但是在那个大雪弥漫的寒冷夜晚,几乎是彻夜游行到天亮的莘莘学子所展现的热血精神,将永远是值得尊重的民族精神瑰宝!
——2006年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10周年。1996年,开始了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突破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先后有6000万国有企业职工或者失业下岗,或者改变身份,丧失了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所有财产和福利,可谓星河倒转,用工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2006年是被国际社会称为“胡温新政”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路线进入全面实施的一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国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中国人民再次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与此同时,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却是另一番感受,他们三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逼迫而来的一种巨大威胁,并且在积极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

站在历史的纵向交汇点上看待现实,人们感慨万千;再横看当今世界,人们感受到一种更大的悲愤和荒唐: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老百姓丧失了基本福利保障的国家。而这期间的中国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和衰退,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经济的增长都表现为国民福利的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共产党仍然执政的国家还是共产党已经被推翻的国家;无论是被精英集团经常当作反面教材的俄罗斯,还是被精英集团经常用来反证中国改革成功的印度;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了基本福利制度。特别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济那么困难,卢布由最初0.86兑1美元贬值到8000卢布兑1美元,国家财政都没有想过要取消国民的福利制度,可是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工人丧失了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罢工自由是二百多年前工人就已经争取到的政治权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却被当作四人帮的祸国殃民思想,连同“四大自由”一起从宪法中删除掉了,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罢工违宪的国家。中国的精英集团将其称之为法制建设的伟大开端,欢呼中国达到了空前的自由民主阶段。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世界各国政府都毫无例外的在设法保护本国经济和本国资源,连人均资源最富裕的国家加拿大,都不断加大外资开发成本,阻挡外资利用本国资源。可是唯独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可以不纳税;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人不能进入的领域;外国人可以购买中国人不能购买的国家股法人股股票;外国人可以购买中国人买不到的廉价土地;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相应法规。总之,只要是外资,在中国大地上就一路绿灯的通行无阻。结果逼得许多中国人只能到国外去注册公司,然后再返回国内经营,只有这样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虽然所有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外国人都十分高兴,但是却没有一个外国人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这样做!右派的解释是为了吸引外资进来做生意。
外资还用吸引?真是历史上最为愚昧透顶的谎言!导致中国几乎亡国灭种的鸦片战争,不就是外资要到中国来做生意吗?生意做不过中国人便贩卖鸦片,遇到阻碍就用武力,打也要打进中国来做生意。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不都是为了要到对方国家做生意才打起来的吗?资本的扩张特别是跨国公司时代的资本扩张,是挡都挡不住的,还用吸引?中国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和庞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远比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吸引力要大,还用得着什么吸引,只要打开门对方就会扑进来。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领土被战败国占领的国家。世界上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就像俄罗斯占领北方四岛一样。可是九十年代的日本却跑到中国内海来划边界线,并且我们按照日本划分的边界线,提出共同开发本来属于我们中国的资源,日本都不肯答应。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日边界线是冲绳海槽,东海资源完全是我们的内海资源,共同开发已经是引狼入室,这条狼却还要把主人彻底赶走。在与日本有领土纠纷的3个国家中,俄罗斯控制着北方四岛,韩国控制着独岛,唯有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控制。今年日本渔船进入北方四岛,俄罗斯的回答就是击毙渔民扣押渔船;日本考察船声称要进入独岛进行科学考察,日本船还没有动,韩国海军就已经齐出动,誓言要“与日本不惜一战”;可是在同样领土纠纷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日本占领钓鱼岛后,民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香港烈士陈毓祥舍弃万贯家财和富豪地位血洒钓鱼岛,亿万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全国学子准备游行声讨,大陆的右派精英也是齐出动,只是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同胞,是出动到各大高校演讲,声称领土纠纷是政府的事情,劝说学生不要被左派所利用,号召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报国。“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报国”!这个中国现代史上人们最为耳熟也是最为痛心的历史口号,在当时被精英集团喊得响彻云霄!直到今天,谁喊保卫钓鱼岛谁仍然被精英派骂作“粪青”。美国人一看中国人如此好欺负,也背信弃义趁火打劫,国会于当年通过了“美日联合保卫钓鱼岛”的法案,而在此之前的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日本不拥有钓鱼岛主权。钓鱼岛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领土、主权和尊严,还意味着超过中国大陆资源蕴藏总量的巨大资源,被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称为“第二个中东”的惊人的矿产油气资源!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已经由陆地转向海洋资源,丢掉钓鱼岛,中华民族将彻底丧失资源的回旋余地,相反,日本将由一个资源贫国转而成为超过中东的资源富国,中日之间多年的历史宿怨,到此可以说是输赢已定生死已判:中国输了!中国人真是不甘心啊!战胜国被战败国瓜分领土,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耻辱了,况且被瓜分掉的还是中国未来百年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生死之地!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帮助对手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陷入铁桶般四面包围中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威胁主要来自西面,近代威胁主要来自东面,现在却是东西四面被围。美国与日本联手占领中国东海资源,操纵支持东南亚国家占领中国南海资源,航母舰队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第一岛链”封锁了我们的海上资源通道;借反恐名义打阿富汗,切断了我们和中东的唯一陆上通道;同时进驻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切断了我们和里海油田的通道;完整的战略包围圈已经形成。更糟糕的是美国由此和西藏、新疆建立了直接的地缘关系,再加上一个台湾,一旦动起来,台独、藏独和疆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三大死穴:海洋资源是台湾,陆上资源是新疆,水资源是西藏。一旦中美交恶,岛链封锁加三大死穴,对于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除了动用核武拼命之外再无选择的出路。
让国人无比痛心并且让未来历史学家无比困惑的是,这条致命绞索是我们主动帮助美国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中国是第一批表示支持并且愿意与美国合作打反恐战争的国家。殊不知反恐战争的第一目标是中东,最终目标是中国。21世纪中华民族和伊斯兰族群,是真正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目前那些伊斯兰兄弟,其实是在替中国挡枪子儿,一旦中东反恐战争结束,中华民族的厄运将肯定会到来。看看最近两年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它美国决策机构的研究报告,就会清楚美国对中国是什么打算。这些报告公开表示,中国是世界邪恶轴心的最大邪恶国家,目前布什总统没有列出中国,不过是一种策略考虑,在解决了中东那些小的邪恶国家后,美国将全力解决中国问题,并且是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

 

上述所有这一系列违背历史发展常规的唯一,威胁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威胁到了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左派和右派的大论战。只是让大陆知识分子脸红羞愧的是,打响这场中国历史上继“五四”运动后最大思想论战第一枪的,既不是大陆左派也不是大陆右派,而是飘零海外自称是“资产阶级培养的经济学家”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可以说,左派右派大论战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能由郎咸平一枪挑起惊天巨浪,则是由郎咸平的研究方法决定的,郎咸平是用右派的方法击中了右派的道德要害,让人们一下子看清了那些原先被社会尊崇的各类精英不过是一帮从事刑事犯罪的流氓无赖。由于郎咸平扒掉了由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组成的精英阶层的道德裤衩,暴露了他们太监般的天然缺陷,所以尽管郎咸平不是左派,没有对他们进行政治打击,没有击中他们的政治要害,他们却对郎咸平特别仇恨,提起郎咸平就不顾一切地破口大骂。

二、当前左派和右派斗争的状况
目前中国左派右派斗争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两大对立阵营、三种政治立场、四个政治派别。
1、两大对立阵营。围绕中国当前是改革还是抢劫、是开放还是卖国这一主要问题,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左派坚持认为:改革必须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语)”;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坚持对外开放,同时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胡锦涛语)”。右派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经济发展,对内可以牺牲公平、对外可以牺牲领土,这个道理要坚持一百年不能变。中国的发展至少要牺牲一代人,和牺牲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目标比起来,目前老百姓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提出并且解决这些问题纯粹是蛊惑人心,将会破坏改革和发展。这个表面看上去是改革开放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究竟仅仅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左派右派对立的两大阵营。
2、三种政治立场。如果说在批判现实问题上形成了左派右派两大阵营,那么在总结历史和选择未来方面则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批判现实离不开历史,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文革和改革,并且文革和改革又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根本对立的问题。对文革和改革的回答,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回避都饶不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右派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左派阵营中的新左派同样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否定改革肯定文革;老左派则是既否定文革也否定改革,唯一肯定的就是大跃进后到文革前那短短四年的共和国历史。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国三足鼎力的政治格局:坚持改革的右派,坚持文革的新左派,既否定文革也否定改革的老左派。在批判现实也就是在反思改革的问题上,新老左派是一致的,只是批判的角度不同,新左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右派,可称之为毛左派;老左派是用邓小平理论批判右派,可称之为邓左派。在总结历史也就是反思文革的问题上,老左派和右派又是一致的,都把那十年老百姓的扬眉吐气看成是历史浩劫。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新老左派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个年龄概念,之所以把毛左派称为新左派,是因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且持续至今的全面镇压,使毛左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销声匿迹,现在的卷土重来完全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一枝浴火重生的新兴政治力量,而邓左派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旧有的政治力量,所以称为老左派。如果单就年龄来说,无论新老左派或者右派,都具有老中青不同的年龄组合。
三种政治立场彼此既互相争斗又互相纠缠,任何一方都经常面对其它两方面的攻击,每一方都准备既要防左又要反右,在捍卫文革大民主方面,新左派遭受到右派和老左派的两面夹击;在坚持私有化改革方面,右派遭受到新老左派的两面夹击;在恢复文革前那种社会主义方面,老左派同样遭受到右派和新左派的两面夹击。在这个新的“三国演义”中,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是主流,老左派摇摆于二者之间。就总体来讲,新老左派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只是争夺邓小平理论的合法继承人,双方都说自己是邓小平理论的合法继承人,都指责对方背叛了邓小平理论,双方并不是肯定和否定邓小平理论的斗争。而新老左派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则存在着根本分歧,老左派对毛泽东那种所谓三七开的基本否定态度,形成了他与新左派之间尖锐的对立,双方的共同点主要是表现在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
三种政治立场分别代表中国目前三种政治力量或三个政治集团。
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几十年来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各种方式抢劫了数万亿的国有资产和百姓财产,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财产,他们一方面选择了法西斯式的政治专政和经济垄断,另一方面在积极准备投靠国际反华势力,其中一部分如民运派已经投靠了以美国国家恐怖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这个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老左派是来自旧的特权阶层的理想派,他们是改革过程中相对利益的最大损失者,因为丢掉王冠的国王远比丢掉茅屋的百姓更加痛苦,虽然他们仍然拥有以往的各种生活特权,但是比起右派那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奢华生活,则显得越来越穷酸可怜。不过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抢劫,而是他们那已经融入生命的信念操守,妨碍了他们及时成为“明白人”,在灵魂深处依然固守着那牧歌式的辉煌理想,没有参与持续多年的土匪式抢劫。正是因为他们灵魂中还残留着没有熄灭的理想主义灰烬,所以当看到十几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便落入各类精英私囊时,他们愤怒了,那些战争年代倒在他们身边的革命先烈再次复活了,也终于明白了他们最初曾经狂热参与的所谓改革意味着什么了。他们的愤怒与其说是来自于利益上的失落,不如说是来自于理想被玩弄更加准确。只是他们愤怒的太晚了,面对着共和国轰然倒塌的公有制大厦,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如同辉煌夕阳下正在悲歌远去的一群没落骑士,无论内心多么壮怀激烈、多么仇恨愤怒,都注定了要伴随着天边那最后一抹夕阳沉入历史后面。

新左派是目前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同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历次危急关头必然产生的优秀子孙。就其历史性质来讲,他们是中华民族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是当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也是目前人类社会向人本主义时代飞跃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但是就其组织性来看,目前新左派的力量十分弱小,他们既没有老左派那样的组织纽带,也没有右派那样天然的利益纽带,基本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唯一协调他们行动的是信仰的力量。拥有未来的弱小政治力量往往是最后一个走上前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固有秩序,新左派不仅继承了传统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历史本质,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共产党人最后一个登上前台的历史秩序。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力量,是永远不会单独走向历史前台的,只要中国民众还有一线希望,新左派就不会走向前台,新左派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新左派成为最后一个走上前台的政治力量。就其个人生活环境来讲,新左派大多数都属于市民白领,这是一个产生天才的社会阶层,中外历史上所有伟大变革特别是文化变革的推动者,几乎都来自这一阶层。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造力已经丧失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他们能否通过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激活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历史会做出一个回答。
3、四个政治派别。如同左派阵营中分为新左派和老左派一样,右派阵营也分为海外民运派和国内精英派。虽然两大阵营内部都分为两派,但是各自阵营内部派别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两大阵营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不同。前面说过,左派阵营两大政治派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他们只是在同右派斗争中形成了共同的敌人,如同当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一样,唯一与那时不同的是新老左派的联合不是有意识有组织的联合。而右派阵营两大政治派别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利益的争夺,虽然这种利益的争夺同样是上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面对左派特别是新左派,他们则是能够自发团结起来的强大利益共同体。如同马克思形容资本家集团一样“虽然他们在竞争中表现为彼此是虚伪的兄弟,但是他们面对工人阶级,却能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第二,两大阵营内部派别形成的条件不同。新老左派不是由原先同一个阵营或者同一个派别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完全是独立形成的。而老左派、民运派和精英派倒是由最初同一个政治派别即改革派中逐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的前身是文革派,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老左派、民运派和精英派组成的改革派的联合镇压下,土崩瓦解了,再加上30年来全面持续彻底的镇压,一度完全销声匿迹。
镇压了文革派以后,改革派中的理想派和实际派迅速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两个对立派别,两大派别旗鼓相当势力均衡,作为这种力量均衡的标志,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面旗帜的树立,理想派固守四项基本原则,拒绝走私有化道路,实际派则要通过私有化实现集团抢劫。历史上任何统治集团内部理想派和实际派的对立,最终都必然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的老左派和右派也走向了根本对立。同历史上所有理想派和实际派对立的根源一样,中国老左派和右派对立的根源,也是源自于老左派理想、信念、情操等人格力量的因素。“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用这句话来概括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再适合不过,整个老左派与右派斗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老左派不断被右派强奸玩弄的过程:右派先是利用老左派镇压了罪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革派;然后发起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诱骗老左派上床搞资本主义,还把并不十分情愿的老左派蔑称为保守派;再后来又利用老左派赶跑了真要搞资本主义的民运派;最后右派发起了“姓公姓私”的第二次大讨论,公开喊出了要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把“当初被共产党夺去的财产重新夺回来”的口号,像陈士美抛弃秦香莲那样,彻底抛弃了年老色衰的老左派。扫清政治对手后的右派,在中国历史上继慈禧太后和蒋介石以后,第三次打出了“国情论”这张最大王牌,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下,彻底摆脱了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的道德约束,以远远超越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贪婪和疯狂,将数万亿公有资产纳入私囊,在私吞数万亿公有资产的同时,还像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那样,引领外资扫荡中国民族产业。于是,屡遭右派强奸玩弄利用的老左派,决心豁出老命不要的与右派拼了,便形成了现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对于老左派来讲,超越政治强奸的更大痛苦是精神践踏,右派把金钱价值观注入了整个社会道德领域,老左派那些视为生命的诸如理想、信念和情操等原本十分高尚的人格力量,成为右派甚至整个社会嘲笑的对象,被诬为“婊子牌坊”,这种残忍的政治强奸和精神践踏,最终把老左派逼上了拼命道路。
在镇压了文革派和诱奸了老左派以后,右派内部又出现了国情派和西化派的分裂。国情派也可称为是务实派,西化派也可称为是天真派。国情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脚色,目标明确,脚踏实地,作风务实,紧紧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能捞一把是一把,绝不搞无谓的理论争论和没用的意识形态说教,迅速完成了西方殖民主义用二百多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特别是期间发生的苏联东欧事件更加验证了他们财富积累的必要性,所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便抛弃了以往那种权钱交换的缓慢积累方式,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直接瓜分。只是右派内部西化派的出现,几乎打断了国情派的财富积累过程。文革结束后,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整个中国文化都被看作是文革的文化根源,作为劣等文化遭到了全盘否定,一时间“丑陋的中国人”响彻云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糟糕的丑陋的,别说月亮都是西方的圆,甚至星星都是西方的亮。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只有被西方的蓝色文明所替代,中国才有希望。这种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本来是为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可是右派中的部分西化派却天真起来,居然真的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真的想要把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搬到中国来,并且还推出了自己的政治领袖,把全部赌注都押了上去,做起了在中国当总统当议长当议员的美梦。结果是百万大军兵洗京城,国情派全和(hu),西化派全输,西化派的主要人物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起的“紧急营救行动”接到了美国,成为了现在的民运派,每天拿着美国国会的拨款,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排做事,成为公开的汉奸集团。
这就是中国四个政治派别形成演变的基本过程。
在谈到中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华国锋,虽然如同邓小平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说的那样“华不是一代人,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东西,不仅纵向不能成为一代人,横向也不能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但是,华国锋对中国左派和右派斗争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毛主席逝世时,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左派和右派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华国锋的“宫廷政变”打破了左派右派的力量制衡,随即又将全国的左派一网打尽、赶尽杀绝,从而形成了中国一边倒的政治格局,他自己也成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边倒政治格局的牺牲品,无论中国的历史由谁来书写——左派还是右派,他都注定了只能是一个反面人物。
目前中国这四个政治派别,除了海外民运派已经退出共产党之外,其他三个政治派别都在共产党内,所以这四个政治派别的斗争,必然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决定着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些政治派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他们自身的前途命运。

三、左派右派斗争对中国的影响和前途
谈到左派右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他们各自的发展前途,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的历史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这里的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人民利益,而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的历史合法性,必须依靠这两条腿来支撑,不同时具备这两条腿,在中国是站不住至少是站不稳的。特别是不能缺少第一条腿,中国的近代史是世界上最屈辱的历史,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一例外的都欺负过中国。这种屈辱历史培养了中国人特别强烈的民族情感,中国老百姓可以忍受自身利益的损失,却不能接受民族利益的损失。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中国四个政治派别,可以大致看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命运。
1、老左派

老左派的基本主体都是老革命老学者老党员,他们或者是共和国的创建者或者是共和国的建设者,始终具有革命和创业的理想主义激情,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人物都是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大师。老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扮演了20世纪投降派的悲剧角色,同时也注定了其投降派的悲剧命运。作为伟大预言家的毛泽东生前最后一场文化运动就是评《水浒》,目的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直到今天大家才明白,毛主席发动那场文化运动,是对老左派父母般苦口婆心的最后劝阻。可惜这位有能力改变中国并且其思想还将继续改变世界的伟大导师,却没有能够改变老左派的悲剧命运。老左派几乎完整无缺的再现了20世纪宋江式投降派的全部悲剧过程:先是接受招安投降右派,然后去打方蜡围剿左派,杀尽方蜡农民起义清除完左派后,又被高俅陷害遭右派抛弃。他们与宋江的唯一区别,就是宋江没有二次背叛,至死维护了自己的狭义精神,所以尽管宋江等投降了,却仍然被后人看作是英雄好汉,而后来二次背叛的吴三桂尽管惊天动地喋血沙场,却被历史永远定义为小人。政治立场的反复无常是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历史依附性的表现,这种依附性不仅反映了没有担当历史主角的自信和能力,还会因为没有基本的政治道义而丧失公众基础。老百姓会接受宋江,却不会接受吴三桂。老左派与其说是宋江式悲剧,不如说是吴三桂更加准确。并且,从他们的具体特点来讲,也不可能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力量。
第一,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理论旗帜。他们的全部理论主张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邓小平让他们说过,他们说不清楚;胡耀邦、赵紫阳让他们说过,他们同样说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能行!右派抓住机会乘虚而入,声称已经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站在历史的公道立场上说,中国二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并不是来自右派,而恰恰是来自这些老左派,正是他们彻底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名声。
先拿马克思主义来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是两个贡献: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一个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造反是有根据的,唯物史观证明了造反是有前途的。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被老左派们批了几十年,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可怜马克思批判了市场经济一辈子,其理论最终反倒被中国的左派们说成是建设市场经济的理论,单就马克思主义来讲,老左派比右派更加恶劣。右派只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羞辱马克思主义,老左派却是公然羞辱马克思主义。

再拿社会主义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可是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却是把特权阶层当家作主理解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把官僚集团占有制理解为是公有制;把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理解为是按劳分配。按照这种尺度去衡量,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文革也不是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还不是社会主义,说来说去,只有1962年到1966年那四年是社会主义。那四年是中国特权阶层最舒服的四年,也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最相似的四年,既没有文革中老百姓大民主的冲击,也没有改革中资本集团的冲击,是一个真正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惬意时代!可见,老左派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特权式社会主义。虽然这种特权式社会主义笼罩着温情脉脉的棉纱,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那种血腥,但它毕竟是比现代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最终被现代资本主义打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他们这种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农民起义逻辑,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遭到了彻底否定,只是在对文革的妖魔化中老左派重新竖起了自己的理论旗帜,后来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再次粉碎了他们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历史合法性,他们的理论旗帜已经被历史飓风撕裂为一堆破碎的褴褛,无论怎么使劲摇摆,展开来的也总是一堆破布,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一面像样的理论旗帜了,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旗杆一举,未等到旗帜展开,就会立刻引来一片社会的哄笑。
第二,他们是站在消极的历史立场上批判现实。任何现实社会的批判者都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站在明天的立场上批判现实,目的是要把社会推向明天;另一种是站在昨天的立场上批判现实,目的是要把社会拉回昨天。老左派就属于后者,很不幸的扮演了一种消极的历史力量。他们试图跨越改革和文革两个历史阶段把中国拉回到昨天,将整个社会永远固定在他们认为是牧歌式的1962到1966年那狭小的历史空间内,即便那四年真的是老百姓的田园牧歌,历史也不可能向后倒转。这种可笑的政治自恋使老左派越来越脱离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甚至最终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形成了一种十分荒唐反动的历史观。
最能反映老左派荒唐反动历史观的,就是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历史转变的态度和看法。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社会制度被推翻,是这些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背叛人民利益、腐化堕落为新的剥削集团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就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指出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蜕变为压迫人民的法西斯政党,并且预言他们或早或迟会被人民彻底推翻。当看到有人要把中国共产党也领上这条亡党亡国(苏联可说是实实在在的亡党亡国了)的危险道路时,毛主席从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是从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以堵塞中国共产党走上苏联东欧的危险发展道路,后来的历史演变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和准确预言。可是老左派却对苏联东欧事变做出了与历史本质相反与人民利益对立的荒唐解释,说是什么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有一个苏联家庭偶然生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儿子的结果。这完全是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苏联东欧人民的极大侮辱!难道人民都是蠢驴,只有被老左派牵着鼻子走,才不会走错道路?如此自负的对待人民怎么能够不被人民所抛弃?当初人民抛头洒血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武力镇压都阻挡不住,怎么可能和平演变过去!如果和平演变真的管用,老左派为什么不去演变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叫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指一个革命政党自身腐化堕落为一个法西斯政党的过程。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没有一个是和平演变的结果,无一不是武力镇压失败后被人民推翻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治局做出决定,调集野战军进入首都,用装甲车和坦克对付本国和平示威的学生和人民,这是连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机都没有干过的事情,你让人民怎么去拥护去欢迎?不拥护不欢迎就是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操纵?老左派荒谬的历史观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力量,成为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嘲笑对象,而且经常被右派利用,成为右派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1966年,趁毛主席外出之际,北京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学生大字报,无数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仅清华大学一夜之间就有八百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准备投入监狱,在那个充满理想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被打成反革命简直比死亡还要可怕!毛主席得知消息迅速回到北京,连夜轻装简从去各大高校察看,面对“冷冷清请”、关门闭户、风声鹤唳、哀鸿遍地的凄惨景象,主席边走边流泪,回到中南海即写下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愤怒的痛斥:“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是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决心和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站在一起。当那些已经卷起铺盖准备要去坐牢的学生得知主席要和他们一起受难时,如同见到爹娘的流浪儿那样忍不住放声大哭,人民的泪水和领袖的泪水流在了一起,悲愤的学生不顾一切的冲上街头包围了中南海,决心与自己的领袖共存亡,喊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庄严口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对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的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是新老左派的最大区别。也正是老左派的这个致命弱点,使其在历史上多次充当右派打手,也使右派有机会把所有镇压学生运动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老左派头上,右派也才能有条件干干净净地去骗取学生的崇拜。
老左派应该牢牢记住,人民永远拥有选择任何政治派别的权力!并且历史地来看,人民的选择永远是正确的,即便是暂时选择错了,人民也会自己纠正。特权社会那种把老百姓看作是需要管教的“无知子民”的“父母官”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第三,他们的思想方法、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已经远远落后了。如果说理论旗帜、政治立场的落后使他们丧失了内功和力量,那么思想方法、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的落后,则使他们又丢掉了剑法。所以在同右派的交锋中,从来就不是右派的对手,不仅不是对手,甚至越到后来越被右派像耍猴一样的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次之所以能够掀起所谓“刘旋风”,致使右派在网络舆论上全面退潮,完全是由于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依然是老左派单独和右派交锋,别说刮不起什么旋风,甚至连个水漂也打不起来。在右派眼里,老左派简直就是爱不释手的玩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随时都会不假思索的作为靶子拿过来打几下,特别是在大学讲台上和报刊媒体上,嘲弄老左派早已成为一种改不掉的时髦嗜好,许多在讲台上备课不充分的老师,只要遇到知识障碍就用嘲弄老左派的办法来掩饰尴尬。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落到了这个份上,还能有什么远大指望!
老左派落到这个悲惨地步主要是他们丢掉了手里的两把刀子:在整个围剿左派的斗争中他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在捍卫特权式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又丢掉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刀子。空手对敌又是身心俱朽,败局本来就已经注定,再加上右派那种江湖下三烂的暗器手法,老左派根本就不能适应,结果左、右两大政治派别的生死较量,变成了右派单方面的耍猴表演。谈到右派那种下九流的暗器手法,恐怕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所领教,那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再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学科概念全都搅拌在一起,像赌六合彩那样随机的组合成一个理论或者一篇文章,然后甩给老左派去破解。偏偏老左派又大多是一些道德上光明磊落的君子,遇到这种下九流的理论手法根本就招架不了,只能一败涂地。不过追根溯源,这种恶劣手法的始作俑者还是老左派。当初老左派在批判造反派的时候,遇到马克思的话饶不过去,就凭借自己外语功底扎实的优势,说是什么俄语版的《资本论》翻译错了,便搬出英语、法语、德语等许多语种的版本,嘴里叽里咕噜一大堆,造反派立刻就傻了,反驳不了就只能甘败下风。没想到却是作茧自缚,最终循环报应在了自己身上,并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老左派只是搅拌外语一门学科,右派却是把所有学科都搅拌进来,仅加入的数学佐料就达到了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老左派焉能躲过被当猴耍的命运!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虽然四个政治派别中老左派的政治资源最为丰厚,甚至超过了其它三个政治派别拥有政治资源的总和,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形成任何实质性影响了。
他们已经老了。
2、国内精英派和海外民运派的相同特点和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右派阵营两大派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只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同样会对中国社会形成深刻影响,如同1989年那样,所以用2、3两个部分分别对他们的共同点和区别以及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在分析之前有个问题需要事先澄清,海内外的许多舆论经常把精英派和民运派的关系,类比为当年慈禧和光绪的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是民运派自己故意制造的一个错误。当年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年轻气盛的光绪企图变法救亡;而经验老到的慈禧知道变法即亡,因为变法即乱,一乱即亡。可见光绪和慈禧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大清王朝。而民运派和精英派之间纯粹是集团内部争夺私利的斗争。当时的西化派也就是民运派,绝大多数属于单一的知识精英,采用全盘西化模式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当时的国情派也就是精英派,要么是集官商于一身,要么是集官商于一家,全盘西化意味着会丧失其控制的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所以便联合老左派,像当年镇压造反派那样镇压掉了现在的民运派,从而形成了今天代表官僚买办集团的精英派和代表汉奸集团的民运派。
精英派和民运派系出同门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第一,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目标,就是反共反华反毛。就反共而言,民运派是要立刻推翻共产党;精英派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虽然手法不同,但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反华而言,民运派是要借助国际反华势力打回中国,夺回在他们看来由于逃亡国外而失去的改革利益;精英派是要通过毁灭中华民族保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虽然前者是要帮助强盗占领中国这条大船,后者是要凿沉中国这条大船,毁坏中国这艘大船的手法不同,但是要彻底毁掉中国这条大船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反毛而言,双方则是从战略到策略都完全一致,并且在理解毛泽东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精英派还是民运派,其理解的深刻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今天任何的左派,他们最懂得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只要打掉这个灵魂,中华民族再庞大也无济于事。死人躯体再庞大也仍然是死人,活人躯体再弱小也仍然是活人,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一口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精神。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着决定本民族是生是死的那股精神,目前决定中华民族或生或死的这个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右派可以说是剑法高绝、一剑封喉,打掉了毛泽东思想,别的什么都不做,中华民族就成为了一盘散沙,并且是没有良知和道德约束的一盘散沙,“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一袋马铃薯,打开口就会各滚各的(马克思语)”。就这一点并且仅就这一点来说,右派的政治智慧和整体智商远远高于任何左派,的确是一群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的真正精英。去看看今天的左派网站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几乎所有的用毛泽东命名的网站,都把那些当初依靠反毛起家并且今天仍然没有宣布放弃反毛立场的老左派,奉为时代英雄,那么多左派网站都在刮“刘旋风”,这种思想旗帜上和政治方向上的模糊,反映了在政治智慧、政治信心、政治能力、政治表达方式等一系列方面,左派比右派都还相差太远。
第二,具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混合的共同思想体系。其一,就思想宗旨和发展目标来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怎么合适怎么干。其二,就发展过程和发展道路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事先没有任何限定原则和伦理约束,不设任何道德底线,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是洪水滔天。其三,空前简化做人做事的原则,抽掉了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伦理标准,用做明白人代替以往的做好人,用做实事代替以往的做好事。以往倡导的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现在统统简化为只做明白人。以往奉行的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却全部概括为只做实事。什么最实在?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于是,随着明白人越来越多,贪污受贿伪劣假冒的实事也就泛滥成灾,贪污受贿伪劣假冒的实惠,又促使更多的人陆续明白过来,从而使整个社会迅速犬儒化了。其四,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法西斯专政,整个社会只能是右派一个声音,其他任何人都不要争论。可以允许流氓吭哧吭哧强奸,绝不允许受害妇女叫喊,叫喊就是争论;争论破坏社会稳定,争论耽误发展机遇,争论必然误国误民,甚至争论会使地球倒转!所以争论本身就是超越任何犯罪的最大犯罪。
坦率地讲,在大前提正确的情况下,上述原则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的行动纲领,的确是古今中外最有效的组织原则,或者说,这是一套十分有效的治军原则,但是不能用来治国。“兵用奇,朝用正”,一个国家的伦理旗帜上必须是堂堂正正的崇高目标。兵家可以诡道,国家不能诡道;兵家诡道是为了对付敌人,国家诡道就只能是对付百姓。正是右派用诡道来治理国家,导致了整个社会波谲云诡,朝野上下处处欺诈,中国大地成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腐烂最肮脏的地方。人类历史上的政治腐败并不罕见,但是包括最底层百姓都道德沦丧这种整个社会的全面腐烂却从未有过。一个社会甚至把最纯朴最善良的农民都逼上了种植毒韭菜毒西瓜的道路,未来哪个历史学家会相信!
第三,具有编造政治谣言、淫秽传闻和历史谎言的共同手段。可以说,用编造政治谣言、淫秽传闻和历史谎言的手段来对付政敌,是中国右派的一大发明。翻遍整个人类编年史,再也找不到用下流的连妓女老鸨都会脸红的各种淫秽谣传来对付政敌的卑鄙现象了。逮捕“四人帮”已经30年了,翻遍过去报刊找不到一篇严肃的政治批判文章,一直流行的全都是最为污秽不堪的各种谣传,特别是对江青的人身攻击,其下流程度超越了任何流氓最淫邪的想象,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是人怎么会编造出如此污秽肮脏的东西!如此的卑鄙无耻,如此的龌龊肮脏,如此的污秽下流,如此的阴暗变态,这究竟是中国右派的耻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毒害和极端残酷的阶级压迫,本来就造就了中国老百姓性心理的畸形状态,习惯于用最污秽最淫荡的想象,在精神上报复权贵的高傲。中国的右派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把人类最污秽最龌龊最肮脏最下流最无耻的一面全部释放出来了,一时间大街小巷、朝野各界、学府讲台、大小会议等,到处都充斥着连最下贱的荡妇都想象不出来的各种污秽传闻。右派虽然用这种方式彻底打倒了政敌,但是遍及全国持续数年的污风秽雨,却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腐臭发酵的大酱缸,无论再放进去什么东西,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一堆,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了流氓荡妇。民族灾难,莫此为甚!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初国共两党生死大决战,杀得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双方都没有采用这种龌龊下流的手段,因为双方都知道,一旦端出这个尿屎盆子,污秽的不仅仅是政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戴笠的军统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没有采用目前中国右派这种无耻下流手段,可以说,除当今中国右派之外,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集团都没有采用过这种下流手段。甚至连德国纳粹集团、日本军阀集团、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在这方面都是干干净净的。无论是德国纳粹的“国会纵火案”,还是日本军阀的“六二六”兵变,都是只见腥风血雨,未见污风秽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干这种事情的,只有目前中国右派。
与编造污秽传闻相比,右派在编造政治谣言和历史谎言方面的技巧则要差一些,远不如他们编造下流传闻来得顺手,比如右派广为散布的那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就很不高明。1956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他们天天说右派是当时最倒霉最底层的人,既然饿死人,那么最先饿死的肯定是社会最倒霉最底层的右派,只有在右派饿死以后,才会饿死那三千万比右派处境要好的人。可是右派不仅没有饿死,反倒比一般人活的还好,现在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写文章编谎言,是不是人老了就不知道脸红?还有那个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谎言,喊了30年也没有拿出过一个数据。倒是启发了中国老百姓:既然造假具有这么大的作用,那干嘛不用造假来赚钱!于是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行业一种商品没有造假的了。
在编造谎言歪曲历史方面,有一种手法迷惑性比较大,就是以“我的父亲”为题材的各种回忆录。毛主席早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现在利用回忆录歪曲历史同样也是一大发明。其手法的迷惑性在于,采用情感逻辑不仅能够直接伪造历史,即便对同样的历史事实,采用不同的情感逻辑也会解读出十分惊人的相反效果。假如黄世仁的女儿也写一部《我的父亲黄世仁》,不妨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效果:“我的父亲黄世仁,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把土地租借给杨白劳等落后群众。可是杨白劳好吃懒做,负债挥霍,给女儿买高档化妆品(当时的红头绳),全家大吃大喝(当时的白面饺子),四处游荡(躲债7天),后因躲债意外死亡。我父亲好心收留了其孤独的女儿,没想到该女子贪婪狠毒,伙同其当共匪的情人,带领土匪闯进我家,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霸占了我们家的全部财产”。回忆录的基本内容基本情节与《白毛女》完全一样,解读出的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如果再编造一些类似喜儿勾引黄世仁的精彩情节,对历史的颠倒将更加惊人。今天中国右派书写的历史,再次证明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谎言,如同鲁迅先生分析的那样:人类社会有两部历史,一部看得见的历史,是用吐沫写成的,其中全是谎言;另一部看不见的历史,是用血写成的,那才是真实的历史。以往中国历史什么样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打开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的却都是浓痰。人们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习惯随地吐痰,其实原因很简单,正是作为文明表率的知识精英在历史祭坛上随便吐痰,喜欢仿效精英的老百姓也就自然养成了随地吐痰的习惯。
3、国内精英派和海外民运派的不同特点和影响
第一,扮演的历史角色不同。精英派是腐败力量的代表,民运派是汉奸力量的代表,再现了中国历史上腐败和汉奸既彼此对立又彼此依赖的相互寄生现象。腐败和汉奸的相互寄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盛产汉奸天下闻名,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个战场上都是两个民族的正面搏杀,唯独中国例外,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大战场所抵抗的日伪军中,伪军占70%以上,日军不到30%,完全是日本人指挥中国人打中国人。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单就政治因素来说,就是腐败和汉奸的相互寄生现象:汉奸力量以政治腐败作为自己投敌的借口(中国汉奸中绝大多数也的确是被腐败逼上了汉奸道路,像岳飞、宋江那样被害死也不背叛的极少);腐败力量又以镇压汉奸为名维护其腐败利益。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面临着难以解脱的两难选择:要么接受汉奸,要么接受腐败,如同当初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那样。只是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第一次打破了这种让中华民族总是被动挨打的两难选择。目前精英派和民运派瓜分利益的斗争,让中国再次陷入了这种历史的两难选择:或者为民运派鼓掌,或者为精英派欢呼。这一点在青年学生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精英派来讲改革形势大好,大学生欢呼雀跃;民运派来批判现实黑暗,大学生同样也拍红了巴掌;甚至不是选择其一,而是对双方同时崇拜。就这一点来讲,右派对中国大学的控制相当成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无论是精英派对汉奸的批判,还是民运派对腐败的批判,孤立地看都是对的,从而使大学生把精英派同民运派之间狗咬狗的矛盾,误解为是各自的爱国行为了。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腐败力量和汉奸力量同时强加给人民的这种两难选择,既是腐败和汉奸发展的结果,又是孳生更大腐败和汉奸的深厚土壤,它使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往往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来就没有好与坏的选择。这种无论怎样都有害的两难选择,是导致中国人麻木、冷漠、犬儒、虚无、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第二,担负的历史任务不同。精英派的任务是要保护已经改革到手的现有利益,并且继续独占更大的利益;民运派的任务是要参与瓜分改革的利益,并且要夺回被精英派占有的那部分本来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二者之间同样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关系,甚至有时候野兽与野兽之间的争斗更加残酷。这就在客观上加剧了上述两难选择的复杂性: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买办集团和官僚垄断集团的斗争,有可能被民运派利用;同样,人民群众反对国际反华势力和汉奸集团的斗争,又会被精英派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人民进行什么性质的斗争,其结果总是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完全相反,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结果总是老百姓倒霉”。而左派的阶级性质和民族大义,决定了其不能简单利用右派之间的矛盾,而必须同时反对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这两大民族死敌。这就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有可能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要么是民运派领导的反对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要么是精英派领导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更加背离国际潮流的斗争;另外一种情况是,左派领导的中华民族反对一切官僚买办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及其走狗汉奸集团的斗争。目前各个政治力量都在推动社会矛盾向着有利于自己领导的方向发展,最终会出现哪种情况,主要取决于左派(当然是新左派)力量的发展,如果左派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那么未来国际冲突中的中国,将始终是精英派和民运派领导相交替的政治格局。对此,可能又会有人说什么“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针对中国的国际冲突不会发生。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但是打开地图就会看到,美国用半个世纪终于完成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岛链封锁,不可能像现代男女的感情游戏那样“是个无言的结局”。
第三,历史债务和历史出路不同。精英派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浩劫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几乎毁坏殆尽!而民运派在资产大瓜分资源大抢劫之前就被赶到了国外,没有直接从事抢劫资产和毁灭资源的刑事犯罪活动,身上比较干净,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势有强烈渴望却没有恐惧压力。如果说精英派史无前例的惊人罪行已经使他们丧失了任何退路,彻底站到了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立场上,那么民运派则有着许多历史选择。无论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许多逃亡国外的政治集团,当汉奸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孙中山的“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其实,如果民运派放弃走汉奸道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本来就是多党制国家,由一个充满攻击力的政治集团取代现在那些尸位素餐的老朽民主党派,未必就是不可能,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惜,或许是他们的历史性质和阶级立场决定的,或许是他们被那天晚上的枪声打怕了,他们还是选择了汉奸道路。
不过,无论民运派在汉奸道路上走多远,都不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筹码,未来有可能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将是精英派。九十年代以来,精英派一直不停的向美国等国家转移财产,美国等国家也把精英派当作吸收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巨大吸管,用零价兼并、外汇存款、海外投资、亏损贸易、不良资产、金融证券、廉价资源、血汗工资等各种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抽走了,并且给美国创造了扣押中国全部金融资产和切断中国全部资源通道的条件,以及控制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逼上拼命的绝路。精英派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犯的严重罪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集团,他们转移到美国等国家的财富,更是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对外损失的总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绝不会放过对精英派的全球性追捕,而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贪婪,必然要全力保护逃亡到美国的精英派,这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无法解开的死结。可以说,无论对中美任何一方来讲,精英派和台独派都是一把双韧剑:如果中国是右派当政,精英派和台独派就是美国用来宰杀中华民族的两把刀子;如果中国是左派掌权,精英派和台独派就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两条绞索,并且这两条绞索将彻底结束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作为预言大师的毛泽东,已经预言到了台湾这条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现在又多了精英派这条比台湾还要粗大的绞索,两条绞索合在一起,该到了美国“买单”的时候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精英派引进的这句西方格言,将肯定会应验在精英派和美国身上。美国人只知道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殊不知它同样是有史以来最薄弱的国家,历史注定了将由中国人来告诉美国,哪里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只是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武器。至于这一天何时会到来,则取决于精英派包括台独派的发展,其中主要是精英派的发展,而民运派在其中根本不会有任何大的作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及其走狗精英派的矛盾,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及其走狗精英派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4、新左派
新左派也就是毛左派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毛泽东早有安排,毛泽东早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就说道:“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历史不折不扣的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预言发展,新左派在经历了30年巨大历史磨砺后,正在步伐坚定的朝着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走来。虽然他们目前的成员十分稚嫩,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具有远大的前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政党的革命精神的历史继承者!他们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争取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在天之灵希望的寄托者!他们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誓死捍卫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产生的纵向地狱不回头的铁血子孙!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张王牌!他们也是国内右派集团和汉奸集团的天然终结者,是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对世界统治的彻底毁灭者!所有这一切历史品质,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源自于他们的历史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东西,能像红卫兵这三个字一样,引起精英派民运派以及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疯狂仇恨和极端恐惧了。甚至有的老的精英派,别说直接听到这三个字,即便是听到和这三个字相联系的一些声音,都会立刻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这三个字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杀伤力是何等之大,所以精英派民运派等右派对这三个字的妖魔化和镇压也是最残酷最持久的,只要和这三个字相联系,就会被残忍地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无论你是战功赫赫的革命英雄,还是稚气未退的年轻学生,都绝不原谅永不原谅!30年来,日本鬼子可以原谅,汉奸特务可以原谅,唯独红卫兵造反派不能原谅,不仅不能原谅,甚至把历史上凡是能够想象到的、无论是否发生过的一切罪恶,都加到了他们头上,把古今中外所有神怪小说中关于妖魔鬼怪的描述,都集中到了他们身上,远远超过当年国民党对共产党青面獠牙的妖魔化描述。或许正是30年地狱烈火般的炼狱生活,造就了新左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崇高忘我境界,如同跃出八卦炉的孙悟空,经过一番狱火冶炼,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大闹天宫的单纯毛猴了,还练就了一双能够辨别敌我的火眼金睛和能够担当千难万险的钢筋铁骨。历史把他们锻造成了如同当初万里长征后的区区两万中央红军一样,虽然数量很少,却是中华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盐中之盐!
新左派之所以会成为包括中国右派之内的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灾难性天敌,是因为:
第一,是新左派深深植根于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之中,堵塞了右派像中亚国家那样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老左派总是担心右派发动“颜色革命”,什么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就是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哪有左派怕群众运动的道理?老左派之所以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失去群众。可是新左派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力量,无论中国发生什么颜色的革命,都将肯定是彻底埋葬右派特别是精英派的斗争。1989年之所以右派能够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那是因为当时的工人农民并没有失去原有的社会主义福利,所以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采取了观望的立场。如果再给中国人民一次机会,右派不仅不会掌握领导权,并且肯定会成为第一批血流成河的孤魂野鬼。请问,中国哪部分群众会成为右派的力量?是那些长期被拖欠工资的九千万民工?是那些一家老小生活没着落的三千万下岗工人?是那些被从国有企业赶出来丧失了全部福利的六千万工人?是那些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款的丧失土地的1.5亿农民?是那些惨烈亏损到血肉横飞的七千万股民?还是那些因无钱治病眼看着亲人死在家中的成千上万的悲愤家人?所有这些悲惨的群众力量,又有哪一个的悲剧不是精英集团造成的?又有哪一个不是早已把精英集团恨之入骨!他们唯一能够发动起来的就是学生,但是,大学生的爱国本质决定了一旦了解了他们的卖国行为,肯定会立刻转变为反对甚至围捕右派的活跃力量。况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那些浑身散发着狐臭味的所谓“街头革命专家”,和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实际锻炼的造反派相比,在发动群众方面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算不上,和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玩什么街头革命,简直比三岁孩儿童和泰森玩拳击还要荒唐!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彻底堵塞了任何反华势力的所谓颜色革命。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什么颜色革命,到时候恐怕左派面临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同精英派争夺街头群众,而是如何阻止愤怒的群众对精英派进行暴力清算。
第二,新左派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清白如初的政治品格,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留给右派任何理论空间。他们一开始就不承认改革的历史合法性,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如同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的所谓改革与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逻辑;他们从文革到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复辟派即现在的精英派,是一群疯狂抢劫国有资产的“还乡团”;并且认为其最终归宿,肯定是充当美帝国主义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的走狗;他们也一直认为华国锋发动的“热月政变”,是中华民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最终丧失一切政治权利和基本福利的历史起点。可以说,把改革神圣化,是精英派抢劫国有资产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唯一理论大旗,也是他们干尽所有坏事的唯一遮羞布,无论是欺男霸女逼人死命,还是强拆民房圈占土地,永远都只是两个字:改革。对于这些年的中国老百姓来讲,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改革这两个字更加可怕的了,老百姓对改革的恐惧,要远远超过官僚集团对文革的恐惧。无论任何人,只要接受了改革神圣化的前提,就只能接受精英派一切胡作非为的合法性。老左派就是承认了改革的神圣化,才会被精英派打的狼狈不堪。新左派则根本不承认这面大旗,认为这面大旗不过是精英派从事犯罪活动的漂亮招牌。新左派从根本上对改革神圣化的否定,揭掉了精英派的理论伪装,不给精英派留有任何思想退路,逼迫精英派只能公开他们真实的政治目的,终于公开宣称:“私有化不过是物归原主,共产党的国有资产本来就是从资本家那里抢来的,现在还给人家是完全正当的。”精英派的这个政治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结论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剥夺者和被剥夺者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可以说,逼迫精英派公开其真实的政治面目,被迫放弃以往那种“改革是为国为民”的历史伪装,是新左派的一大胜利。最近网上广泛流传的《主流经济学家奇谈怪论语录》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对群众的教育作用超过一百篇左派的批判文章。左派应该继续搜集这方面的东西,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精英派的改革主张,一旦发生颜色革命,就把精英派这些仇恨人民的言论印制成传单,分发到街头每一个群众手里,看看谁能革谁的命。
第三,新左派在知识结构、文化功底等方面也远远超过右派。 “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历史上凡是拥有真理的先进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拥有实践真理的能力。同样,历史上所有反动集团的腐朽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仅没有真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知识。更何况目前的精英派和民运派大都是一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财色之徒,纯粹是一帮空有至高学术头衔的学阀流氓,那些作为精英派思想前沿的主流经济学家最为典型,他们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除去这一句话具有实际内容之外,其它所有方面都不过是玩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公式,与那些街头路边摆弄残棋的小混混儿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真有学问有能力的没有几人,所以一个郎咸平就能挑翻大陆整个经济学界。再看表面一盘散沙的新左派,目前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受过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西方学科的严格训练,对精英派那套装神弄鬼的西洋剑法十分熟悉,出手便能击中精英派的理论要害,到目前为止的左派右派大论战中,始终在阵前搏杀的主要是这一部分新左派。另一部分是潜心磨剑30年的本土派,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对东西方文化纵向横向的广泛思考,是那些只崇拜“读过两本薄薄小册子的”精英派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在掌握群众语言上,精英派更是望尘莫及,这也是精英派不可能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新左派内部这种天然组合,使他们既了解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又深谙东方政治文化的优势,是唯一具备了整合东西方政治文化能力的政治派别。新左派东西方文化兼备的优势,也让那些吃美国文化快餐长大的精英派苦不堪言,他们缩进专业里装神弄鬼,有海归派西洋剑法的追打;他们跳进历史中寻求武器,又有本土派深厚内功的扫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精英派的反动思想体系已经土崩瓦解,批判精英派反动思想的斗争,正在成为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目前左派应该做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发扬鲁迅倡导的“痛打落水狗精神”,“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充分利用互连网这个现代媒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精英派的本质,是一群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反革命文化匪帮、反革命政治匪帮和反革命经济匪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种积极的政治力量将其彻底埋葬!
四、当前左派右派斗争的焦点和左派的任务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左派右派之间的斗争,就其总体性质来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是中国人民重建社会主义基本权利和基本福利还是继续其越来越悲惨生活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是为子孙后代留一块生存资源还是让西方国家把中国彻底掏空的中国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就当前来讲,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捍卫还是颠覆被海内外喻为“胡温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线上。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体的中央政治路线,反映了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转变。这一转变过程触犯了以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刻骨仇恨和疯狂反扑。目前精英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退潮,绝不是精英派的力量已经软弱,而是因为他们正在动用政治手段改变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且在积极准备反革命右派政变。《物权法》被否定仅仅5个月之后又重新进行审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说明右派已经具备了反动反革命政变的能力。仔细看一下西山会议内容就会发现,那绝不是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扑,而是不折不扣的在组织反革命右派政变。此前他们就已经宣称:“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精英派之所以敢对中央政治路线公开警告和威胁,就是他们自信有能力随时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组成的右派集团,是目前中国所有政治派别中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已经进入了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已经基本控制了经济特别是计划和金融等关键部门,并且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学、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很容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反革命右派政变,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危急关头,可以说,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旦中央政治路线被推翻,无论是以政变形式还是以颜色革命形式被推翻,中国都将陷入大崩溃、大解体、大分裂的历史最惨烈境地,中华民族的所有敌人,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都对此作好了充分准备。

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手段。目前中国左派的紧迫任务就是团结起来,粉碎反革命右派政变和“颜色革命”,捍卫中央的政治路线。老左派的优势是拥有超过右派的雄厚的政治资源,大批健在的离退休老干部老专家老党员,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政治资源,若是能够把这一政治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会形成反革命右派政变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即便政变成功也很难获得历史合法性,这就能为新左派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政变创造条件。新左派的优势是拥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新左派“居者有其屋,患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思想大旗,完全继承了几千年“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能够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右派发动所谓“颜色革命”,新左派完全有能力把任何颜色的革命迅速变成彻底埋葬右派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本来就是依靠群众运动起家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至少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可能害怕群众运动,毛派共产党人之所以能30年后死而复生,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孕育产生的,他们之于群众运动,就像如鱼得水那样的悠然自得,就像穿越暴风雨的海燕那样欢快兴奋,对他们而言,人民革命是生命中最为辉煌的盛大节日,是生命价值的最终归宿,是灵魂再生的凤凰涅磐!
所以现在威胁中国的不是什么颜色革命,而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新老左派能否联合起来阻止反革命右派政变,是老左派最后一次历史机会,既是他们向右派反扑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赎罪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抓住这个历史机会,中国真的发生反革命右派政变,改变现行中央政治路线,不仅老左派将彻底进入历史坟墓,新左派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重上井冈山。

张宏良

200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