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底层劳苦大众书

告三十年来被沦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们 

经历了一周六天繁忙的工作后,身心比较疲惫了,也不太愿意写东西。很想躺在床上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籍,然后不知不觉地去见周公。但是,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浏览我喜欢的网站了,于是,强打起精神,打开电脑,把这些喜欢的网站浏览一遍。于是,发现心情有点激动了,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出来。只好动起笔来。

 

说实话,我经常浏览这些网站,社会很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丑陋的现象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心里确实有些不爽。特别是,看着那一张张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的图片,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我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物质确实丰富了。 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混乱了,不少人甚至堕落了。最让我愤怒的是,社会劳苦大众,很多现在的生活状况比改革开放之前还要惨。社会物质丰富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一点点,相对上很多却出现下降。更让我愤怒的是 ,由此带来的做牛做马的奴役却极大的增加了。更为可悲的是,在做牛做马的过程中,除了过早衰老之外,还有工资被拖欠,“开胸验肺”以及无数的工伤与职业导致的不治之症。相对于绝对物质数量增加的那一点点来说,他们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是极大的得不偿失。

 

回想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的物质缺乏,比较清贫。但是,并没有这样遍及大地的私有制奴役,也没有因为这个奴役产生的一系列上述人为的灾难。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地位是何其高。在工厂,厂长不敢乾纲独断,总是要接受工人的意见,甚至出现“鞍钢宪法”进行民主管理。现在呢,不仅仅是私有制是独裁统治,连公有制也搞厂长负责制,工人的权力被剥夺干净。公有制企业成了少数人专断独行的舞台。更为严重的是,还没有机制来监督这些少数人。于是, 他们肆意贪污腐败,化公为私,搞垮公有制企业再来个管理层收购。于是,一切好处都到了他们手上,毛泽东时代工人几代人积累的财产就被他们白白占有了。他们就成了一些暴发户,工人就下了地狱。

 

现在的国企搞上市,搞董事会,依然愿意花巨额工资请什么独立董事,就是不愿意搞工人董事。在此情况下,不管有没有独立董事,缺乏作为内部人,广大工人代表的董事只能沦为是少数人专制的董事。只是从一个人专制,变成了一小 撮人专制。国企监督不依靠广大工人从内部监督,而是靠什么独立董事。这些董事或者往往无所作为,或者就被资本所收买,根本起不到强有力的制约与平衡。这是当今国企改革一个很大的误区。现在部分国企还搞编制人员与非编制人 员的区分,公然歧视工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比私有制企业还落后,至少私有制企业没有这么明显的人员歧视。广大的劳苦大众,对于不民主、排斥工人领导与管理的公有制企业也是非常不满。这样存在误区的 公有制企业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造成了社会明显不公,增加了工人的苦难。

 

改革开放下,人口大量流动,社会投资基本上都投在了城市。投入农村中的资金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相对上却出现了明显下降。加上承包到户,农村毛泽东时代团结起来办大事的现象没有了。于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很多地方几十年了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外出的农民成为农民工要忍受包工头的剥削与奴役,要承受一系列人为的灾难。留在农村中就是老弱病残,要忍受亲人远离身边,一年到头都难见得上一面的伤痛。以前,毛泽东时代,农民辛苦一年可以养大几个孩子,现在,农民辛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连一个孩子上个大学都上不起。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现在的农产品太不值钱,而工业品与服务费用却是飞涨。房价在北京几万一平米,月收入两万的人在北京买不起房的时候,那个不知道是痴还是疯的任志强还说房子很便宜,房价上涨还比不过白菜上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人。他们财大气粗,掌握了中国很多的媒体,他们也很会搞策划包装与宣传。经过三十年,社会思想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几乎被他们翻过来了。于是,以前的“黄世仁”成了成 功人士,“白毛女”成了傻子。很多的女孩希望“黄世仁”包养他们,哪怕被甩了都没有关系,只要挣一笔钱就可以了。

 

最近才二十二岁就生了三个娃,最后还是被甩了的明星,在很多看来还是很值得的,毕竟传说获得了几十亿的分手 费。然后打断牙齿往肚里吞,美其名曰:真爱。我在想,现在的“黄世仁”太爽了,不就是花点的钱吗?有上百亿的“黄世仁”可以这样进行多少次风流快活啊。不就是几个钱嘛,反正正常花不完,只有这样花才能花掉一些。反正“黄 世仁”手下那么多“佃农”在源源不断的送给他利润,他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可见,改革开放,公有制被大量摧毁,被误入歧途,“黄世仁”遍地产生,还标榜成功人士。而广大工人农民的权力被剥夺,成了弱势群体,再次从毛泽东时代的主人,成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私有制再次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 了巨大的灾难。

 

联想着一切,我又想到了自己。虽然我现在在北京有着一份收入比较高的工作,属于一个白领,但是也是为资本家打工。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一两个小时,一天有时工作十二个小时,身心确实感到很疲惫。于是,很想摆脱这样的工作,但是,生活的压力犹如扼住人喉咙的绞索,让人欲罢不能。我于是只能默默忍受着一切,也许要忍受着由此引发的过早衰老。

 

至于社会上更多的劳苦大众,他们体力劳动的辛苦比我更大,工作环境比我更差,还往往没有我的工资高。他们还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更是受着人生的折磨。

 

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是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拮据、紧迫?尽管我在大学中就已经认识到了是私有制造成的。但是,我还是不得进入私人企业工作,明知道被剥削还有时候希望、渴望剥削。因为我知道,我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样都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得生活资料,从而能够在社会上生活下去。

 

于是,面对着老板,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战战兢兢;面对老板无理的呵斥,只能默默忍受,最多来点阿Q精神胜利法。于是,亲身体验到了当人处于奴役地位下的卑微、屈辱与无奈。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我们工人不能平等地联合起来生产、销售?是什么造就了工人有时候看上去是一盘散沙?可能是我们太穷,太没有钱,联合起来也不可能买到足够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或者是大家即使有点钱,生活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也不愿意还抽出点钱来进行联合生产、销售,毕竟生产、销售有些风险;或者有点钱也没有一个人出来领导大家进行项目选择与执行;或者大家觉悟都太低,即使联合起来,大家家族意识强烈,内部摩擦不断,缺乏民主、科学机制来运行。总之,只看到社会中进行个人创业,缺乏集体创业。即使个人创业,都无一例外的选择雇佣剥削他人的模式,而不是形成集体企业。于是,一系列的迷惑正在心中产生,好在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后已经得出答案。迷惑即将揭晓 。

 

至此,我想说,三十年来的劳苦大众辛苦了。古语说的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似乎是剥削社会的周期律,社会主义已经找到了打破这个周期律的方法。让我们团结在社会主义旗下,为什么劳苦大众当家做主,实现民主、科学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努力奋斗吧!

 

未来经过几十年到一百年的奋斗,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自由人自由联合生产、销售的社会。那个时候,劳苦大众才获得彻底翻身、解放。

 

中国社会九大阶层划分

最近网络上出了一个中国社会最新的阶层划分模型,摘录并分析如下:

一、上层社会

1级:以在任“政委”、退休常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掌控能力,2没有。

 

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政委”、大区正以上在职军队领导,部分垄断性央企负责人、大权贵、大富商、大银行家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

 

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大区副级别高级军官、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分析点评】

1~3级是中国的上流社会、统治阶级,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普通人非祖坟冒烟或者千载难逢的奇遇难以进入这个阶层,他们占人口总数不到千分之二。

 

 

二、中层社会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某个省政府厅长、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拥有多套房的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为主。5和6的区别在于,5拥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年教师、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985、211院校优秀毕业生、研究生以及正牌海归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虽然不能说拥有自己的事业,但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

 

 

 

【分析点评】

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最后能够定格在第5级就算是很不错了。这类人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所得比例很小。

 

 

三、底层,即草根、屌丝阶层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基层技术人员、普通大专院校毕业生、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农民工、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

 

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以城市的基本生活标准要求,这些人在城市基本不能自食其力。

 

【分析点评】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是草根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这些人占到人口总数的70%以上。

 

 

中国社会的阶层形态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上层人数远小于中层,而中层人数又小于底层,底层占了最大部分的人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客观的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形态应该是纺锤型(或曰橄榄型),就是中产阶级多、底层少(上层哪儿都少),比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样的社会结构能够保证民众一方面有比较高的经济收入,一方面保证对社会商品的购买力和较高的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的金字塔1~3级是上层,是统治阶层、富人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

 

很显然,7~9级就是贡献青春和劳动价值的人啦。尤其是7~8级,基本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发财没你份,饿又饿不死,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会向下流动,但是向下流动,只能流到9级,而9级数量过大则会影响社会稳定。

 

无论怎样,上层1~3要的是维稳,4级改革的欲望低,5~6阶层是创业和改革热情最高的阶层,但绝对没有话语权。

 

过去30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至于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下层人士若指望从他们手中分得一杯羹,简直比登天还难。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中下层剪羊毛。

 

社会阶层的固化,是金字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要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

 

无数事实证明,有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人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

 

总体上来说,7~8阶层是没有希望的阶层,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人脉和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而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延残喘。

 

请对照一下,看看你自己目前隶属于哪一级;通过努力,将来有希望上升到哪一级;遭遇失业,不幸会下降到哪一级。想清楚了,或许能更好地帮助你做好各种人生规划,包括职业、理财与保险。

 

 沿着死亡大道奔跑的三驾马车

 沿着死亡大道奔跑的三驾马车

——对“教育、医疗、养老”新三驾马车的点评

没有最邪恶,只有更邪恶!估计未来历史学家绝不敢相信当今中国发生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失去了底线。针对如何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竟然提出了用“教育、医疗、养老”这个新三驾马车,取代“投资、出口、消费”的旧三驾马车,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看到这个口号,整个人都惊呆了,大脑麻木,手脚冰凉。不敢相信人类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不敢相信中国精英会邪恶到这种程度。居然会把社会主义创造的全世界都在努力实行的社会福利保障,变成支撑整个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或许有人会问三驾马车有这么恐怖吗?可以说恐怖程度完全超出了人们想象!三驾马车说白了,就是要把如何赚学生的钱,如何赚病人的钱,如何赚老人的钱,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产业。特别是作为支柱产业和作为一般产业的不同在于,教育医疗养老作为一般产业,只是这三个产业内部赚钱,这样做已经不应该了,可是作为支柱产业,社会所有产业都要依靠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产业赚钱,整个社会的经济重担要全部压到学生、病人和老人身上。百姓身上的重担不知道要比现在大多少倍!

 

教育医疗养老一旦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各级政府就要挥动鞭子猛抽这三匹马,就如同过去几十年猛抽“投资、出口、消费”这三匹马一样。当时各级政府为了发挥这三驾马车的带动作用,几乎把能够想到的所有政策和手段全都用上了,拼命扩大投资市场、出口市场和消费市场,推动三驾马车前行。现在换上了三匹马,今后各级政府就要猛抽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匹马,努力为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匹马开辟市场了。

 

但是,由于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匹马,与“投资出口消费”三匹马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很容易把经济发展变成一种犯罪活动。道理很简单,对于“投资出口消费”这三匹马而言,只要政府鞭子抽得到位,能够抽到点子上,市场可以说是无限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学生、病人和老人则是有限的,要扩大这个市场,就只能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增加病人的数量,增加老人的比重。

 

如此一来,就像过去大家拼命在“投资出口消费”上做文章一样,也会拼命在教育医疗养老上做文章,尽可能在一个学生身上榨出十个学生的利润,在一个病人身上榨出十个病人的利润,在一个老人身上榨出十个老人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医院和医 生把病人治好,反倒会成为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行为,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力量,而只有把没病变成有病,把小病变成大病,把大病变成绝症,才会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显然,这已经超出了阶级和主义的范畴,不再是人类社会了。

多年来我们使用越来越多的一个名词就是“底线”,一直在呼唤底线意识。这是我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完全是在把中国变成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

 

本来,中国废除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四大福利保障制度,已经突破了文明底线。这四大福利保障制度,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又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突破过废除这四大福利保障制度的底线。

 

当四大福利保障制度废除后,老百姓以为只是把国家转嫁福利保障负担只是增加一些生活开支而已,绝对不会想到政府会把四大福利保障变成四大牟利产业。因为古往今来,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从来就有过产业化。没想到中国再次突破了底线,把原本应该免费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变成了高房价高药价高学费的暴利产业,那些走投无路的老人只好选择与“药儿子,水儿子,绳儿子”为伴。

 

虽然中国一再突破底线,但是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国家能够浪子回头,把四大福利保障制度还给百姓。可是当中国宣布已经跨越了站起来、富起来两个阶段,进入了强起来的第三阶段时,中国不仅没有改变教育医疗养老的产业性质,反而要把教育医疗养老有过去的一般产业,进一步上升为三驾马车的支柱产业。再一次突破了道德和文明的双重底线。

 

这个底线有多么重要,大家看看俄罗斯就知道了。20世纪末以来,俄罗斯财政和经济几次陷入崩溃边缘,那么多人要求普京废除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水电气,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可是普京宁可冒着财政破产的风险,也绝不废除苏联社会主义留下来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水电气。所以2015年卢布一夜之间暴跌50%,老百姓才会平静如水。西方记者不解地问俄罗斯老百姓为什么如此平静,俄罗斯老百姓回答很简单:有普京在,天塌下来都不怕。

 

还有我们的邻居朝鲜,由于世界封锁有一段时间能源短缺,金正恩宁可停掉平壤的许多公用电,也绝不停老百姓的民用电。夜晚平壤马路上一盏灯都不亮,可是街道两旁的居民楼却家家灯火辉煌。这些就是俄罗斯和朝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人文基础。

 

今天那些把中国教育医疗养老设计为三驾马车的人有没有想过,当你们把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正在享有和渴望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变成支柱产业,把全国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变成极少数富豪的利润时,13亿老百姓和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关系?如果有一天日本鬼子、美国鬼子或是八国联军再次打进来时,中国老百姓将会做何选择?

 

张宏良

2018年7月19日

 

中国最大的危机:人性危机

在《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中,我对未来的全球格局和大趋势做了预测,重点强调了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对于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我想说的是:人性危机。

跟德国人接触,你会发现,他们会用一生去踏踏实实地做好一件事情,一件产品精益求精到像艺术品。日本人也是。很多优秀的民族都有这种沉稳专注的特性。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想的只是赚快钱,能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有多少?

人心浮躁,人就没有根,民族就没有根。

人心冷漠、自私、残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

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国记者请教了一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那么隐忍退让,甚至以大慈善家的豪气用巨资援助他国,为何国际上还不断提及中国威胁论?”

这位德国记者反问了一句话:“一个敢卖给自己同胞有毒食品的民族,一个不惜以残害自己同胞来追逐金钱的民族,一个不懂得爱自己同胞的国家,底线在哪里?什么事不敢做?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这个回答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临近2016春节的时候,朋友转发给我一段视频:一个壮年城管,一个弯着腰的沧桑的老人。城管想拉走老人的三轮车,老人一次次努力地挣扎着去抢,每次都被壮年城管一脚踹倒在地。老人无助地挣扎着,爬起来,再被踹倒……旁边是一群冷漠的看客,脖子伸着,“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我心中不由地涌出一阵悲凉。就算是执法,也应该文明执法吧!城市的面貌再美,有人的生存重要吗?这样一位年迈的老人,他原本应该可以靠领取养老金生活,而不必在寒风中靠这个破旧的三轮车赚取那一点可怜的生活费。这么大的岁数,仍然挣扎着为生计努力,而不是去乞讨,而不是像那些养尊处优的人那样悠闲地享受生活,这样的生命卑微但值得尊敬。

再看看那些被碰瓷的人,再看看那些因搀扶倒地者而被讹诈的人……这个社会,有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特点:杀善!

民间杀善,法律亦杀善。因搀扶跌倒老人吃官司的彭宇、因反抗暴力强奸致使歹徒死亡不仅不被奖励反被判刑的弱女子……善良的人,越来越不敢付出善心,冷漠的人越来越大行其道……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演变成了巨大的危机——人性危机。

那么,这种危机从何而来?

微信及网络上广传一篇微文《我们消灭了贵族,却剩下了流氓》,在该文中我们便可看到为何几千年的文明大国,在近代突然间短时间内人性变得如此危机。

于是,流氓文化取代了贵族文化,在流氓文化取代贵族文化的过程中,欺凌弱者、贪图小利、欺诈、胆小怕事、不敢担当、幸灾乐祸……开始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

回过头来看,假如那位城管身上,有一点点贵族精神,他会以那样残忍无情的方式对待一位在寒冬中自食其力求生的老人吗? 那些无聊的看客会无动于衷地欣赏强者凌辱弱者而一言不发吗?能够那么坦然地看着一位自食其力的老人为活命而努力挣扎吗?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人性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自信、诚信、勇武、博学、彬彬有礼、有爱、敢担当……

人性的回归,中国才有希望!

贵族精神的回归,中国人才会被世界尊重!

作者简介:

时寒冰,《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曾与施明慎胡舒立等一同被评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

2010年12月,时寒冰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于建嵘郭亦平、张宏良、孙锡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震惊!

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兼大內科主任医师楊向军被抓,是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 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已捞钱上亿。七月一日门诊时当场被抓。

但愿政府把医院乱像真正管起来!楊向军的事发,震惊了国人!可恨,可悲,可叹!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心血管学术机构挂有4、5个不小的銜头,博土生导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其父是原苏州地区卫生局的离退休干部。

就是这样一个有名誉有地位的国家专家级人物就缺那几个钱吗?不是!是现在国人最缺失信仰,良知,对金钱的追求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当人们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甚至生命交给“白衣天使”时,哪知这些“天使”早已被铜臭腐蚀了灵魂!不得不说这是民族的悲哀。

但愿这个警钟能敲醒有良知的白衣天使,让普天下百姓身体健康有可靠的依托。

你从贵州公交坠湖事件看出了什么?

这次事件是典型的老虎吃人事件,人饿的时候人吃人都可以,别说杀人了。

从法律上,张包钢该杀人吗?不该。从道德上,张包钢该报复社会吗?不该。从因果上,拆导致了张包钢报复社会。老虎吃人后骂老虎道德败坏,三观不正,有用吗?鞭尸能让死者复生吗? 为什么不能锁好门呢?你不阻止下一个张包钢的出现,还去阻止别人阻止下一个张包钢的出现,下一次无辜的20人去找谁说理呢?下一百次无辜的20人又去找谁说理?

 

张包钢是报复社会的首例吗?不是。是伤亡最多的吗?也不是。

 

谴责张包钢是你的权利,谴责张包钢的同时反对不公也是我的权利,权利≠义务。

 

我不阻止你谴责张包钢,为什么要强行让我只去谴责。道德绑架才是真正三观不正

 

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产权有实权,同工不同酬等)

 

任何人都能爆发强大的杀伤力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自杀取决于精神条件,富翁明星自杀的也不少见,本拉登也不是穷才当恐怖分子)

 

言语上的同情是最廉价最虚伪东西,不能带给死者家属一分一厘钱!你要是真善良,你去发动群众捐款啊,一分钱都舍不得,天天在哪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扣各种帽子,敲几下键盘就仿佛化身圣母玛利亚了。我只能说: 呸!白莲花!

 

一位父亲在单位受到了领导的训斥,回到家后,就把在白墙上乱写乱画的孩子揍了一顿。

 

孩子心里非常窝火,便向家里的小猫狠狠地踹了一脚。

 

小猫从窗台上一跃而下,跳到了路上。

 

恰在此时,一辆摩托车驶了过来。

 

骑车的人为了避让这只小猫,却把刚要回家的那位父亲的妻子给撞伤了。

……

这便是‘踢猫效应’。

 

在这次公交坠湖事件中,‘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严重伤害了这位公交司机的个人权益。于是,这个‘某些人’便亲手打开了‘踢猫效应’的机关,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便最终演化成了一场悲剧。

 

作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之一,这位公交司机不敢去挑战强大的施害者,却抽刀向更弱者。

 

这显然是一种懦夫加莽夫的行径,是一种心智极不成熟的巨婴特征的表现。

而这种巨婴群体的数量在当下恐怕多到不敢想象。

 

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环境培育出了这一批又一批的巨婴群体呢?

 

相信每一位头脑清醒深刻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

 

这里就不做解析了。

 

本文重点要剖析的是,这些公交车上的更弱者就一定是一群无辜者吗?

 

诚然,在这次坠湖事件中,这些弱者用自己的生命,为那群开启‘踢猫效应’的强者买了单。

 

但他们也仅仅是与拆迁这件事情无关,而在过往的桩桩件件的事情上,他们就完全是纯洁无辜的吗?

 

毕竟,如果是一个人人相害的社会,如果是一个充斥着污染致癌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恐怕都逃脱不了干系。

 

因为,社会是一个人人相互紧密关联的生态系统。

 

只要有一个人扇动起冷漠、欺骗、倾轧、泯灭良知唯利是图的翅膀,便可能会在未来的某时某地,诱发出一场可怕的飓风。

 

而今天出现的公交坠湖的‘飓风’悲剧,便是由于昨天某些貌似无辜的人,在不知不觉间扇动了罪恶的翅膀,从而引发了蝴蝶效应。

 

而有谁敢百分之百的确定,这车上的人不曾扇动过那些罪恶的翅膀?或者他们的至亲不曾开启过‘踢猫效应‘?

 

因此,我们在哀叹悲剧的同时,更要深刻地拷问自己:

 

在一个人人相害的社会,我们曾经干过些什么?

是冷漠麻木?还是敢于发声?

 

我们正在干什么?

是泯灭良知唯利是图?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们还要干什么?

是相互倾轧?还是努力去构建良性秩序?

 

如果我们总是在这种热点事件中,道貌岸然地将罪恶的帽子扣到别人头上,却任由自己罪恶的翅膀继续不停地扇动,那么,恐怕这飓风所带来的悲剧,便仍然会一场又一场的接踵而至!

 

只怕在肉眼可见的将来,我们自己也将置身于这种悲剧之中!

但,彼时,我们还来得及懊悔吗?

 

懊悔自己曾经扇动过的那些翅膀……

 

作者:谁佐清欢

 

 

 

 

冷漠麻木的普通人最可怕

每一次对悲剧的戏谑都让人无比恶心

这两天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讨论的就是昨天美国成都驻华总领事馆被关闭的事。

我们都知道,前天美国要求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其实这件事美国媒体并未在媒体公开报道,国内外媒体也都不知道。是当天下午休斯顿总领馆内在烧文件,周边不明真相的居民以为领馆着火拨打了911。很快消防车就来了,领馆却不让消防车进入。

这样的事情在中美关系极速降温的当下是极为不正常的。嗅觉灵敏的记者很快就追到白宫,才知道休斯顿总领馆被限期72小时内关闭。信息化时代,这样的大新闻分分钟就传遍世界各地了,很快国内外的朋友都知道休斯顿总领馆被限期关闭的事情了。

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外交事故,若不反制会显得很懦弱,严重损害大国形象;若是反制,则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恶化,让两国关系陷于胶着。然后昨天外交部就对外宣布对等反制,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其实反制就反制吧,无论做出什么反应,中美关系走向对抗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像美国记者拍休斯顿领事馆着火一样,央视也在成都总领馆附近的楼顶架起了摄像机,还实时直播成都总领馆实况。

反制成都总领馆的新闻是中午12点在社交媒体发酵的,我下午三点睡觉醒来看新闻的时候发现,直播成都总领馆实况的央视直播间有2300多万人。直播间里一片欢呼,这种把外交事故当重大胜利的愚蠢心态几乎占领了整个直播间,真是让人无语。

要知道,美国媒体报道休斯顿领事馆的时候,并没有看热闹的心态,只是周边居民拍到着火的画面,而记者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才发酵起来的。而央视提前架起摄像机等着直播别人着火的做派却是让人极为不齿的。

不像休斯顿总领馆那样拒绝离开,成都总领馆在接到关闭令后就准备离开。为了感受时局看热闹,成都周边居民都前来围观,当地新闻还报道说,等着看领事馆冒烟的吃瓜群众,把周围的饮品店都带火了。为了虚幻的自豪感,一个个大热天里带着口罩来看人家“冒烟”,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只是不知道那些在美留学的成都家长们会怎么想,自己孩子的学业还能不能顺利完成,也不知道外交部做出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留学生和外贸企业们的死活,难道他们只能做双方互殴的炮灰吗?!

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科技也已如此便利发达,但国人心理的辫子却根深蒂固,并未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褪去。昨天成都领馆刚撤走,今天就有人在领事馆外面放鞭炮庆祝,还有人在领事馆外直播表态唱国歌,似乎关闭领事馆不是被迫反制,而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完全不知道这次外交事故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次外交事故意味着中美关系彻底从合作共赢走向了对立;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贸易顺差的不再;意味着外汇储备失去增长性;意味着中美两国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也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这真是让人对未来感到悲观,但让人更悲哀的还是人性。前几天鄱阳发布和新华社对南方洪灾的感恩和娱乐化处理被全网痛批后,昨天浙江公安对重大案件的娱乐化预告更让人悲哀。

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杭州来女士失踪的案子。前天来女士终于在化粪池里被找到了,杭州警方通报说她的丈夫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引来更多网友的关注,@浙江公安在微博提前预告:“各位,小板凳坐好。”好像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发生在来女士身上最真实可怕的悲剧,而是一出与我们无关的轻松愉快的小品一样。这种对悲剧轻佻的态度,不禁让人感到刺骨的寒意,也让人对这里冷酷的人性感到悲哀。

要知道,来女士是在深夜熟睡之死被丈夫杀害并分尸的,分尸后尸体被丢弃到不同的地方。现在来女士的DNA是警方走访了来女士所住小区1000多名住户,调查了10000多平米的地下车库,排查了电梯井、水箱、窨井、储物柜、烟道、通风管道等建筑隐秘部位,最后在污秽不堪的化粪池里找到了来女士的人体组织。

就是这样一个残忍到突破作家想象力的案子,就是这样一个让看惯了恐怖片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的悲剧,在【浙江公安】那里竟然是一句:“各位,小板凳坐好”,是不是还要配些瓜子和啤酒才对得起你们的提前预告啊!这一次次的,得多麻木不仁才配得上你们的轻佻和无耻,真是让人无比悲哀。

我越来越觉得胡作非为的官员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冷酷麻木的普通人。他们看多了不公,见惯了悲剧,也习惯了残暴,除了亲身体验苦难,没有什么能唤起他们的人性,更没什么能唤起他们的同理心。他们就像大清的遗民,顽固的守卫着自己的旧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绝望的了。

 

原创:右手墨迹

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一墙之隔两重天 

最新一期《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

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

“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该对贫富分化说“不”

记者调查中采访到的多位社会问题专家均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种被剥夺感。

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说,如今出现的很多民生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比如说,上海市的退休工资比在岗的最低工资标准960元还高。他指出,社会不怕贫富差距,就怕个人没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众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增加,因为生活中的压力不断增加。而这种不安全感又表现为多个等级:第一,生计困难;第二,就业压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第四,对社会公平有看法。

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认为,“仇富心理”的提法实际上是不对的。所谓的仇富,只是对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进行权钱交易的群体的不满,而不是笼统地对所有富人的不满。

著名学者薛涌在其多篇专栏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市场经济,对正当渠道获取的财富相当尊重。没有人仇恨姚明,没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说法,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得不正当。他指出,均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美国作为一个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实比中国还要低得多。而目前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正在伤害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来源:《半月谈》 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参考】

基尼系数(Gini index)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基尼指数最早由意大利统计与社会学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规定:

 

1)若低于0.2表示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

2)0.2-0.29表示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

3)0.3-0.39表示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

4)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

5)0.6以上表示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

 

基尼指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52。

 

2013年1月18日,中国首次公布全国基尼系数。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2012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我国基尼系数2012年为0.61。

 

真实的中国

前首席记者告诉你:月入1000元的6亿人,过的是什么生活

要不是总理亲口说,很多人不会相信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

他们看多了宫斗剧中的锦衣玉食,看多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看多了偶像剧中的挥金如土。

他们没有看到城市高楼大厦后低矮拥挤的城中村,没有看到西北东北西南居住在大山褶皱里的人群,没有看到那些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刨食的人群……

这些人群被新闻媒体遗忘了。

我做过十年记者,我知道新闻媒体从来不会报道他们。

我曾经很多次采访到他们的艰辛生活,但报社都认为没有新闻价值而不让刊登了。

人们看到的是GDP连年增加了,看到的是满大街都是奔驰宝马了,看到的是每个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了,看到的是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那1%的人已经提前进入了“各取所需”的社会,媒体报道的是他们,电视出现的是他们,人们眼中看到的是他们。

然后,就误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那1%。

那一年,西南大旱,我在广西、云南的乡村里采访了半个月。

我坐在长途汽车上,车窗的两边,是连绵不绝的贫困村庄。

村庄已经被时代抛弃了,一片死寂,好像一座座坟墓。

曾经有过的炊烟袅袅、笛声悠扬,曾经有过的孩子们欢天喜地,母亲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我走进一座座村庄。

我看到过孩子们的碗里,有的放着几根咸菜,有的放着两根辣椒,还有很多人只吃白米饭,连辣椒咸菜都没有。

有一年,我走进一座学校里,看到一群孩子围着吃饭,让我拍照。

十几个孩子,一人一碗米饭,中间放着一碗炒黄瓜。盛菜的碗很小很小。

孩子们吃好几口米饭,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薄薄的黄瓜。

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学校看到你来了,今天才给孩子们炒了一盘菜,平时没有菜的。

这座学校,在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的家乡。

这些年,我寻找并采访了几百名抗战老兵,走进过从南方到北方的很多乡村。

我看到过捡破烂的抗战老兵,看到过住在危房里的抗战老兵,看到过靠志愿者救济的抗战老兵,看到过无儿无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抗战老兵……

我费尽周折,来到一座村庄,想要采访一名抗战老兵,却得知他在半个月前,喝农药死了。

因为生活极度贫困,他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我找到一名抗战老兵,问他有什么心愿。他是入赘到这座村庄的。

他说,他如果能够回到老家,在父母坟前烧一炷香,他就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他的老家,距离这座村庄,只有四五百里,来回车票不足100元。而他拿不出来。

他几十年没有回过老家。

我泪流满面。

有一天晚上,我在武昌洪山广场的公交站台上,等车。

走来了一个老人,满头白发,身材高瘦,但收拾得很干净。

他要喝我手中的半瓶水。

他说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没有喝水了。

我从旁边的商店里给他买了面包,买了水。

他双手捧着面包,大口大口吞下去。

他说,他以前是工人,后来下岗了,这些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过来的。

就在半年前,我还在资助一个贫苦老人。

那一年,一辆摩托飞驰而过,将他撞飞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摩托车早就逃走了,他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几根肋骨断了,手腕也断了。

他住在城中村,就是消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那种村庄,就是电视上从来不会出现的那种村庄。

他卖菜为生。

卖菜的钱,仅仅够自己生存下去。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中国有1%的人穷奢极欲,更有50%的人生活艰辛。

中国的街道上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奔驰宝马,中国的农村更有一望无际的贫穷荒凉。

中国的城市里有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但也有高楼大厦背后的城中村。

中国大概有一千万的千万富翁,但也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

中国经济总量排世界第2位,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第71位。

我们只有正视,才能改变。

 

北京师范大学调查:中国月入2千以下9.64亿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万海远和孟凡强6月3日撰文表示,关于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5月28日以来这一数据引起外界热烈讨论。

文章说,这个数是中国最为真实的现实国情。绝不能忽略中国的分配结构仍然是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事实,有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有人迟疑,真有这么多的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首先是这里的月收入标准问题,国家统计局一以贯之使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不是市场化的工资水平,更不是城镇部门平均工资。在扣除掉个人所得税、私人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保险费等之外还能用于实际使用的,才能被算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无特别说明,下面都是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指标,能反映家庭是否可以足够支付衣食住行等必备开支,合理反映家庭教育、医疗与养老负担等最终的社会福利。所以说,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能反映真实民生问题,最能反映家庭或个体生活福利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是定性判断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故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甚至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比GDP指标的重要性还要更高。

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代表性样本所作调查显示,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换算成人口数为5.47亿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为5250万人,因此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重为42.85%。这与所说月收入约1000元(准确地说是1090元)以下的人口规模达到6亿人是吻合的。

 

文章说,在这6亿人中,有546万人收入为零,有2.2亿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有4.2亿人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90元。若以1090-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则该群体人口达到3.64亿。

 

也就是说,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文章表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6亿人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比例高达75.6%,这说明绝大部分低收入群体仍然分布于农村地区,城乡分割仍是中国特色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这6亿人分布在中部和西部的比重为36.2%和34.8%,说明中西部仍然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

 

这6亿人中,成年人未婚的比例为19.8%,平均年龄为38.5岁。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月收入低于1090元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处于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阶段,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43.7%,文盲的比例也占到了9.6%。

 

从就业形式来看,非劳动力占比最高为37.1%,自我雇佣者占比达到很高的18.0%,而工资就业者占比仅为37.4%,明显低于其他收入群体。

 

总之,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反观美国,按照人均GDP标准来算,美国是6万美元,全球平均是1.146万美元,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标准至少是3万美元,而中国目前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因此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信息,201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6万美元(税前收入),平均每个月3000美元,相当于22000元人民币左右,是中国的8倍多。

 

若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看,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而同期折算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4427元,是中国的10倍还多。所以说,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标准来看,中国离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仍然是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纺锤形结构,分布曲线呈现非常明显的右偏分布,所以收入差距明显较大,容易出现明显“被平均”的现象。有近43%人口的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近69%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有约84%的人口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95%左右。

 

文章说,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的事实仍很明显,有很大一部分居民仍然处于生存线附近。

总理说月收入仅1000元的有6亿人,他们都是谁

核心提示

0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我国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月收入仅千元,也就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02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如果三口之家都有收入,那么一个家庭大概在3000元左右。这样收入结构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

新京报快讯 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关注讨论。李克强说,“怎么样保障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

月收入仅1000元,用李克强的话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6亿低收入人群,他们分布在哪里?如何解决他们的收入提高的问题?总理记者会的这个信息,释放了什么信号?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

——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半还少

月收入1000元意味着什么?新京报记者查询了两组关于居民收入的数据,与1000元的月收入数字可以作一些对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这一数字,我国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即为2561元,月收入仅千元,也就意味着比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一半还要少。

另一个数字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7109元。也就是说,如以我国人口14亿粗略计算,排序在第7亿的人,在2020年一季度的月收入为2370元,也低于去年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月收入2561元。

人社部专咨委委员、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解释,总理所说的是全国的情况,我国有一半左右人,其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

“总理的话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有相当规模的老百姓当前遇到了就业收入问题,政府要想办法、并且有办法稳定经济,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李实说。

低收入群体分布在哪里?

——大部分在农村,城镇中农民工受疫情影响较大

记者查询人社部今年最新公布的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收入数字,北京市和广东深圳市规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2200元;绝对数字最低的是安徽省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80元。

何为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人社部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有的省份经济发展不平衡,最低工资标准按地区分为好几档,省会城市或发达城市归入第一档,后面还可能有第二档、第三档,甚至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

也就是说,安徽省最不发达地区的“第四档”最低工资标准,即为目前全国各地最低的标准,为1180元。

既然月最低工资标准都已超过千元,那这6亿月收入仅1000元的人群,都分布在哪?

李实认为,这些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如果三口之家都有收入,那么一个家庭大概在3000元左右。这样收入结构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

“在城市有最低工资保障,也有低保。家庭月收入在城市低于1000元的不是那么多。”李实说,在城镇,农村来的流动人口也相对有限,尤其是疫情之下,对于城市里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大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影响较小,受影响大的主要是城市里的农民工群体。

李实进一步解释,收入分配在我国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西部差距仍然明显,“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有非常强的相关性,收入低于1000元的基本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李实说。

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问题?

——就业至关重要,同时扩大国内需求

对于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问题,李实认为,关键问题仍然是就业。“不能光靠政府补贴、政府救济,增加就业是增加收入的前提条件,还是要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更重要的政策选择。”李实说。

今年,就业成为做好“六保”工作的首要工作。李克强昨日在记者会上还明确说到,做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这前“三保”,就能实现经济的正增长。

可以说,今年就业政策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最重要的政策。那么,如何通过就业解决收入的问题?

李实认为,通过放宽制度限制、放宽政策,可以增加就业,比如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这是可以的。但就业受到整个总需求的影响。“大家都去摆地摊,真正能挣钱的有多少人?毕竟还有一个需求领域。即使在流通领域,搞活一点,促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李实认为,需求的问题一方面是外部需求,一方面是内部需求,在当前全球疫情发展的形势下,外部需求是无法控制的。

内部需求如何解决?李实表示,一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还应该有一个经济刺激计划,让大家有信心。李实说:“信心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大家没信心,会减少消费,这就减少了需求。”

此外,李实建议,政府应该尽可能地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救助、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力是很高的,它有一块钱就花一块钱,整个社会救济的对象还是要瞄准低收入人群。”李实说,对于城市中的农民工,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消费群体。要让这些人有消费的需求,就要解决他们市民化的问题,包括他们住房、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的问题。通过让他们在城镇能够稳定地生活,来提振他们的消费。

“需求领域的问题不断解决,再加上流通领域的搞活,就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促进居民就业,并且使他们在岗位上能有更高的收入。”李实说。

(原标题:总理说的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他们都是谁?)来源 :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