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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的腐败最大根源是什么？前委员长吴邦国揭露真相!!!

在上届人大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找到了中国当今的腐败最大根源，正是三十多年来行政力量所竭力推行的私有制改革所造成。推行私有制改革的前提是，私有观念的合理化，合法化，正当化。由此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随之出现了三种私有化结果：

一是，政治权力私有化，即官僚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的个人私有化使用，以权谋私。行政公检法系统甚至军队里，贪污公款盛行;公有制企业里则出现了把公有制企业变成实质上是官有制企业的所谓国有企业，并通过贱卖国企等各种手段，造成99%的公有制企业被贱卖给私人，企业官僚借此谋取暴利，却造成了近亿国企工人的下岗失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业灾难，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者人为制造出来的。

二是，经济的私有化，即全民公有共同拥有的生产资料，资源和土地等财富被中国私有化改革者们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奉送给国内外私营经济去占有，由此造成所谓“先富”资本家的大量出现，导致了中国极端两极分化现象的迅速出现，造成了中国今天所有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社会矛盾是历代朝代覆亡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双重体现。

三是，思想文化导向崇尚和无限拔高私有化，由此造成中国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和道德崩溃。从刻意杜撰和宣扬小岗村的私分包干行为开始，中国的私有观念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黑猫白猫抓组老鼠就是好猫，为了私利无所不用其极，毒奶粉，地沟油，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残害儿童用以行乞牟利，黑砖窑奴隶，等等;三十年来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道德败坏现象，和不曾有过的道德败坏现象，在中国暴风骤雨般的出现和达到登峰造极。

这三种私有化结果，成为了中国腐败现象的沃土，孕育和滋养着中国“贪官奸商黑学者”铁三角腐败联盟。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可笑的事实，中国的贪官资本家黑心学者，几乎都在赞扬美国制度，向往美国制度，恨不得立即变成美国人，大贪官陈良宇许宗衡们甚至拥有多个西方国家国籍。中国的腐败者无限向往美国，如张曙光这样的腐败者，早就把家人变成了美国国籍，他本人也成了美国人的亲戚，可见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合法性腐败对腐败者有多大的吸引力。

中国私有化改革三十年，就是中国大踏步走向腐败的三十年，可见中国最大的腐败，就是私有化改革。而这个私有化改革，完全是按照美国制度为蓝本的，其所谓“政改”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制度化腐败合法化腐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和法律只要存在下去，终究要清算言必称“政改”的制造了中国腐败现象的私有化改革精英们，文强在向他们招手。

无欲则刚，老子三千年前的话，如此简洁，没有私欲克制私欲，何来腐败?怎么做到没有私欲克制私欲?mzd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还有时间和机会私欲膨胀?吴邦国委员长在三十年来以罕见的勇气，宣布中国不搞私有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经过私有化改革三十多年共同的心声，刹住中国腐败的闸门，必须从否定私有化改革这个根本问题上入手。

真正的民主，既要反对政治权力私有化造成的腐败，又要反对经济私有化造成的制度化腐败，更要反对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被关进笼子里的那一天，就是人类腐败现象绝迹的那一天。南方系凤凰系等主流媒体只反政治权力腐败，不反经济私有化腐败，更不反甚至大力宣扬私有观念，不过是实现制度化的腐败和腐败的合法化，私有化改革者和中国主流媒体之所以学习美国，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可是奥巴马对中国的私有化改革者和主流媒体说“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生活，对人类将是悲剧和灾难”，可见中国走美国道路是行不通的，也是美国不允许的，鲁迅说“老师打学生”，毛主席曾说“西方不允许中国走他们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奥巴马的话再次证明了毛主席和鲁迅的论断震古烁今。

扼住私有化改革的咽喉，中国的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根源上的解决，中国共产党才能摆脱王朝周期律，才能甩掉历史骂名。

来源：@摄政王爷有话说　博客

作者: 东天如来 日期: 2016-01-09

一、左派和右派斗争爆发的背景
2006年是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将是中国编年史上划分历史阶段的具有里程碑标志的一年。今年全面爆发的左派对右派的批判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华民族21世纪的伟大复兴将由此拉开壮观千古的文化序幕。或许让未来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老人把这一年变成了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交汇点：历史交汇在这一年，思想也交汇在这一年。
——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936年，一群中华民族的铁血子孙，历尽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同样难以想象的传奇神话——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那时起到现在，为了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中国共有2800多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抛头洒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006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50周年。1956年，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拿着人不当人的经济根源私有制，建立了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经济基础公有制，实现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1966年到1976年，中国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从根本上突破了历史上的集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相交替的政治模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大众政治模式，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写进了宪法，从而产生了历史上第一部真正属于劳动者的宪法！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标志着集团政治对集权政治的伟大胜利，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宪法则标志着大众政治对集团政治的伟大胜利！
——2006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之神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人类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生前身后的人民群众的命运，产生过如此截然相反的巨大影响！30年来，无论是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还是中国社会各个集团各个群体，包括那些对毛泽东最仇恨的集团，都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了这位伟人逝世意味着什么！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人们对其的怀念和仇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唯独毛泽东恰恰相反，无论是人民的怀念还是敌人的仇恨，都如同荒原大火般变得越来越炽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凡是见证过共和国历史沧桑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各界人士，眼见今天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甚过虎狼般的肆意掠夺，怎不泪眼苍天放声大哭！
——2006年是中国自由化运动兴起20周年。1986年中国部分知识精英也就是现在活跃在美国的民运派，公开打出了“全盘西化”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自由化运动。虽然当初那些运动的策划者早已公开投靠了国际反华势力，但是在那个大雪弥漫的寒冷夜晚，几乎是彻夜游行到天亮的莘莘学子所展现的热血精神，将永远是值得尊重的民族精神瑰宝！
——2006年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10周年。1996年，开始了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突破口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先后有6000万国有企业职工或者失业下岗，或者改变身份，丧失了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所有财产和福利，可谓星河倒转，用工人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2006年是被国际社会称为“胡温新政”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路线进入全面实施的一年。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国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中国人民再次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与此同时，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组成的强势集团却是另一番感受，他们三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逼迫而来的一种巨大威胁，并且在积极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

站在历史的纵向交汇点上看待现实，人们感慨万千；再横看当今世界，人们感受到一种更大的悲愤和荒唐：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老百姓丧失了基本福利保障的国家。而这期间的中国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和衰退，恰恰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经济的增长都表现为国民福利的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共产党仍然执政的国家还是共产党已经被推翻的国家；无论是被精英集团经常当作反面教材的俄罗斯，还是被精英集团经常用来反证中国改革成功的印度；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了基本福利制度。特别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济那么困难，卢布由最初0.86兑1美元贬值到8000卢布兑1美元，国家财政都没有想过要取消国民的福利制度，可是在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举世瞩目的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却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等基本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弊端给改革掉了。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工人丧失了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罢工自由是二百多年前工人就已经争取到的政治权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却被当作四人帮的祸国殃民思想，连同“四大自由”一起从宪法中删除掉了，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罢工违宪的国家。中国的精英集团将其称之为法制建设的伟大开端，欢呼中国达到了空前的自由民主阶段。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社会，世界各国政府都毫无例外的在设法保护本国经济和本国资源，连人均资源最富裕的国家加拿大，都不断加大外资开发成本，阻挡外资利用本国资源。可是唯独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可以不纳税；外国人可以进入中国人不能进入的领域；外国人可以购买中国人不能购买的国家股法人股股票；外国人可以购买中国人买不到的廉价土地；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相应法规。总之，只要是外资，在中国大地上就一路绿灯的通行无阻。结果逼得许多中国人只能到国外去注册公司，然后再返回国内经营，只有这样才能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虽然所有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外国人都十分高兴，但是却没有一个外国人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这样做！右派的解释是为了吸引外资进来做生意。
外资还用吸引？真是历史上最为愚昧透顶的谎言！导致中国几乎亡国灭种的鸦片战争，不就是外资要到中国来做生意吗？生意做不过中国人便贩卖鸦片，遇到阻碍就用武力，打也要打进中国来做生意。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不都是为了要到对方国家做生意才打起来的吗？资本的扩张特别是跨国公司时代的资本扩张，是挡都挡不住的，还用吸引？中国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和庞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远比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吸引力要大，还用得着什么吸引，只要打开门对方就会扑进来。
——20世纪末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领土被战败国占领的国家。世界上从来都是战胜国占领战败国的领土，就像俄罗斯占领北方四岛一样。可是九十年代的日本却跑到中国内海来划边界线，并且我们按照日本划分的边界线，提出共同开发本来属于我们中国的资源，日本都不肯答应。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日边界线是冲绳海槽，东海资源完全是我们的内海资源，共同开发已经是引狼入室，这条狼却还要把主人彻底赶走。在与日本有领土纠纷的3个国家中，俄罗斯控制着北方四岛，韩国控制着独岛，唯有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控制。今年日本渔船进入北方四岛，俄罗斯的回答就是击毙渔民扣押渔船；日本考察船声称要进入独岛进行科学考察，日本船还没有动，韩国海军就已经齐出动，誓言要“与日本不惜一战”；可是在同样领土纠纷的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1996年日本占领钓鱼岛后，民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香港烈士陈毓祥舍弃万贯家财和富豪地位血洒钓鱼岛，亿万中国人民义愤填膺，全国学子准备游行声讨，大陆的右派精英也是齐出动，只是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同胞，是出动到各大高校演讲，声称领土纠纷是政府的事情，劝说学生不要被左派所利用，号召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报国。“学生的本分就是读书报国”！这个中国现代史上人们最为耳熟也是最为痛心的历史口号，在当时被精英集团喊得响彻云霄！直到今天，谁喊保卫钓鱼岛谁仍然被精英派骂作“粪青”。美国人一看中国人如此好欺负，也背信弃义趁火打劫，国会于当年通过了“美日联合保卫钓鱼岛”的法案，而在此之前的七十年代，美国政府曾公开宣布日本不拥有钓鱼岛主权。钓鱼岛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领土、主权和尊严，还意味着超过中国大陆资源蕴藏总量的巨大资源，被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称为“第二个中东”的惊人的矿产油气资源！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已经由陆地转向海洋资源，丢掉钓鱼岛，中华民族将彻底丧失资源的回旋余地，相反，日本将由一个资源贫国转而成为超过中东的资源富国，中日之间多年的历史宿怨，到此可以说是输赢已定生死已判：中国输了！中国人真是不甘心啊！战胜国被战败国瓜分领土，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耻辱了，况且被瓜分掉的还是中国未来百年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生死之地！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帮助对手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陷入铁桶般四面包围中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威胁主要来自西面，近代威胁主要来自东面，现在却是东西四面被围。美国与日本联手占领中国东海资源，操纵支持东南亚国家占领中国南海资源，航母舰队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第一岛链”封锁了我们的海上资源通道；借反恐名义打阿富汗，切断了我们和中东的唯一陆上通道；同时进驻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切断了我们和里海油田的通道；完整的战略包围圈已经形成。更糟糕的是美国由此和西藏、新疆建立了直接的地缘关系，再加上一个台湾，一旦动起来，台独、藏独和疆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三大死穴：海洋资源是台湾，陆上资源是新疆，水资源是西藏。一旦中美交恶，岛链封锁加三大死穴，对于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除了动用核武拼命之外再无选择的出路。
让国人无比痛心并且让未来历史学家无比困惑的是，这条致命绞索是我们主动帮助美国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中国是第一批表示支持并且愿意与美国合作打反恐战争的国家。殊不知反恐战争的第一目标是中东，最终目标是中国。21世纪中华民族和伊斯兰族群，是真正的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目前那些伊斯兰兄弟，其实是在替中国挡枪子儿，一旦中东反恐战争结束，中华民族的厄运将肯定会到来。看看最近两年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它美国决策机构的研究报告，就会清楚美国对中国是什么打算。这些报告公开表示，中国是世界邪恶轴心的最大邪恶国家，目前布什总统没有列出中国，不过是一种策略考虑，在解决了中东那些小的邪恶国家后，美国将全力解决中国问题，并且是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

上述所有这一系列违背历史发展常规的唯一，威胁到了13亿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威胁到了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左派和右派的大论战。只是让大陆知识分子脸红羞愧的是，打响这场中国历史上继“五四”运动后最大思想论战第一枪的，既不是大陆左派也不是大陆右派，而是飘零海外自称是“资产阶级培养的经济学家”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可以说，左派右派大论战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能由郎咸平一枪挑起惊天巨浪，则是由郎咸平的研究方法决定的，郎咸平是用右派的方法击中了右派的道德要害，让人们一下子看清了那些原先被社会尊崇的各类精英不过是一帮从事刑事犯罪的流氓无赖。由于郎咸平扒掉了由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组成的精英阶层的道德裤衩，暴露了他们太监般的天然缺陷，所以尽管郎咸平不是左派，没有对他们进行政治打击，没有击中他们的政治要害，他们却对郎咸平特别仇恨，提起郎咸平就不顾一切地破口大骂。

二、当前左派和右派斗争的状况
目前中国左派右派斗争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两大对立阵营、三种政治立场、四个政治派别。
1、两大对立阵营。围绕中国当前是改革还是抢劫、是开放还是卖国这一主要问题，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左派坚持认为：改革必须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语）”；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坚持对外开放，同时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胡锦涛语）”。右派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经济发展，对内可以牺牲公平、对外可以牺牲领土，这个道理要坚持一百年不能变。中国的发展至少要牺牲一代人，和牺牲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目标比起来，目前老百姓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等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提出并且解决这些问题纯粹是蛊惑人心，将会破坏改革和发展。这个表面看上去是改革开放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老百姓是不是人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究竟仅仅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还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左派右派对立的两大阵营。
2、三种政治立场。如果说在批判现实问题上形成了左派右派两大阵营，那么在总结历史和选择未来方面则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批判现实离不开历史，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最大的事件就是文革和改革，并且文革和改革又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根本对立的问题。对文革和改革的回答，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回避都饶不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右派态度明确旗帜鲜明：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左派阵营中的新左派同样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否定改革肯定文革；老左派则是既否定文革也否定改革，唯一肯定的就是大跃进后到文革前那短短四年的共和国历史。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国三足鼎力的政治格局：坚持改革的右派，坚持文革的新左派，既否定文革也否定改革的老左派。在批判现实也就是在反思改革的问题上，新老左派是一致的，只是批判的角度不同，新左派是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右派，可称之为毛左派；老左派是用邓小平理论批判右派，可称之为邓左派。在总结历史也就是反思文革的问题上，老左派和右派又是一致的，都把那十年老百姓的扬眉吐气看成是历史浩劫。
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新老左派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个年龄概念，之所以把毛左派称为新左派，是因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且持续至今的全面镇压，使毛左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销声匿迹，现在的卷土重来完全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一枝浴火重生的新兴政治力量，而邓左派则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旧有的政治力量，所以称为老左派。如果单就年龄来说，无论新老左派或者右派，都具有老中青不同的年龄组合。
三种政治立场彼此既互相争斗又互相纠缠，任何一方都经常面对其它两方面的攻击，每一方都准备既要防左又要反右，在捍卫文革大民主方面，新左派遭受到右派和老左派的两面夹击；在坚持私有化改革方面，右派遭受到新老左派的两面夹击；在恢复文革前那种社会主义方面，老左派同样遭受到右派和新左派的两面夹击。在这个新的“三国演义”中，新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是主流，老左派摇摆于二者之间。就总体来讲，新老左派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老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只是争夺邓小平理论的合法继承人，双方都说自己是邓小平理论的合法继承人，都指责对方背叛了邓小平理论，双方并不是肯定和否定邓小平理论的斗争。而新老左派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则存在着根本分歧，老左派对毛泽东那种所谓三七开的基本否定态度，形成了他与新左派之间尖锐的对立，双方的共同点主要是表现在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
三种政治立场分别代表中国目前三种政治力量或三个政治集团。
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几十年来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各种方式抢劫了数万亿的国有资产和百姓财产，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财产，他们一方面选择了法西斯式的政治专政和经济垄断，另一方面在积极准备投靠国际反华势力，其中一部分如民运派已经投靠了以美国国家恐怖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这个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老左派是来自旧的特权阶层的理想派，他们是改革过程中相对利益的最大损失者，因为丢掉王冠的国王远比丢掉茅屋的百姓更加痛苦，虽然他们仍然拥有以往的各种生活特权，但是比起右派那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奢华生活，则显得越来越穷酸可怜。不过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抢劫，而是他们那已经融入生命的信念操守，妨碍了他们及时成为“明白人”，在灵魂深处依然固守着那牧歌式的辉煌理想，没有参与持续多年的土匪式抢劫。正是因为他们灵魂中还残留着没有熄灭的理想主义灰烬，所以当看到十几万个国有企业一夜之间便落入各类精英私囊时，他们愤怒了，那些战争年代倒在他们身边的革命先烈再次复活了，也终于明白了他们最初曾经狂热参与的所谓改革意味着什么了。他们的愤怒与其说是来自于利益上的失落，不如说是来自于理想被玩弄更加准确。只是他们愤怒的太晚了，面对着共和国轰然倒塌的公有制大厦，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如同辉煌夕阳下正在悲歌远去的一群没落骑士，无论内心多么壮怀激烈、多么仇恨愤怒，都注定了要伴随着天边那最后一抹夕阳沉入历史后面。

新左派是目前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是中国人民同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历次危急关头必然产生的优秀子孙。就其历史性质来讲，他们是中华民族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是当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也是目前人类社会向人本主义时代飞跃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但是就其组织性来看，目前新左派的力量十分弱小，他们既没有老左派那样的组织纽带，也没有右派那样天然的利益纽带，基本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唯一协调他们行动的是信仰的力量。拥有未来的弱小政治力量往往是最后一个走上前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固有秩序，新左派不仅继承了传统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历史本质，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共产党人最后一个登上前台的历史秩序。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力量，是永远不会单独走向历史前台的，只要中国民众还有一线希望，新左派就不会走向前台，新左派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正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新左派成为最后一个走上前台的政治力量。就其个人生活环境来讲，新左派大多数都属于市民白领，这是一个产生天才的社会阶层，中外历史上所有伟大变革特别是文化变革的推动者，几乎都来自这一阶层。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创造力已经丧失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他们能否通过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激活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历史会做出一个回答。
3、四个政治派别。如同左派阵营中分为新左派和老左派一样，右派阵营也分为海外民运派和国内精英派。虽然两大阵营内部都分为两派，但是各自阵营内部派别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两大阵营内部派别斗争的性质不同。前面说过，左派阵营两大政治派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他们只是在同右派斗争中形成了共同的敌人，如同当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一样，唯一与那时不同的是新老左派的联合不是有意识有组织的联合。而右派阵营两大政治派别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利益的争夺，虽然这种利益的争夺同样是上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面对左派特别是新左派，他们则是能够自发团结起来的强大利益共同体。如同马克思形容资本家集团一样“虽然他们在竞争中表现为彼此是虚伪的兄弟，但是他们面对工人阶级，却能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第二，两大阵营内部派别形成的条件不同。新老左派不是由原先同一个阵营或者同一个派别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完全是独立形成的。而老左派、民运派和精英派倒是由最初同一个政治派别即改革派中逐步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的前身是文革派，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老左派、民运派和精英派组成的改革派的联合镇压下，土崩瓦解了，再加上30年来全面持续彻底的镇压，一度完全销声匿迹。
镇压了文革派以后，改革派中的理想派和实际派迅速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两个对立派别，两大派别旗鼓相当势力均衡，作为这种力量均衡的标志，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面旗帜的树立，理想派固守四项基本原则，拒绝走私有化道路，实际派则要通过私有化实现集团抢劫。历史上任何统治集团内部理想派和实际派的对立，最终都必然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的老左派和右派也走向了根本对立。同历史上所有理想派和实际派对立的根源一样，中国老左派和右派对立的根源，也是源自于老左派理想、信念、情操等人格力量的因素。“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用这句话来概括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再适合不过，整个老左派与右派斗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老左派不断被右派强奸玩弄的过程：右派先是利用老左派镇压了罪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革派；然后发起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诱骗老左派上床搞资本主义，还把并不十分情愿的老左派蔑称为保守派；再后来又利用老左派赶跑了真要搞资本主义的民运派；最后右派发起了“姓公姓私”的第二次大讨论，公开喊出了要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把“当初被共产党夺去的财产重新夺回来”的口号，像陈士美抛弃秦香莲那样，彻底抛弃了年老色衰的老左派。扫清政治对手后的右派，在中国历史上继慈禧太后和蒋介石以后，第三次打出了“国情论”这张最大王牌，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下，彻底摆脱了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明的道德约束，以远远超越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贪婪和疯狂，将数万亿公有资产纳入私囊，在私吞数万亿公有资产的同时，还像当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那样，引领外资扫荡中国民族产业。于是，屡遭右派强奸玩弄利用的老左派，决心豁出老命不要的与右派拼了，便形成了现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对于老左派来讲，超越政治强奸的更大痛苦是精神践踏，右派把金钱价值观注入了整个社会道德领域，老左派那些视为生命的诸如理想、信念和情操等原本十分高尚的人格力量，成为右派甚至整个社会嘲笑的对象，被诬为“婊子牌坊”，这种残忍的政治强奸和精神践踏，最终把老左派逼上了拼命道路。
在镇压了文革派和诱奸了老左派以后，右派内部又出现了国情派和西化派的分裂。国情派也可称为是务实派，西化派也可称为是天真派。国情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脚色，目标明确，脚踏实地，作风务实，紧紧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能捞一把是一把，绝不搞无谓的理论争论和没用的意识形态说教，迅速完成了西方殖民主义用二百多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特别是期间发生的苏联东欧事件更加验证了他们财富积累的必要性，所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便抛弃了以往那种权钱交换的缓慢积累方式，开始了对国有资产的直接瓜分。只是右派内部西化派的出现，几乎打断了国情派的财富积累过程。文革结束后，在反思文革的过程中，整个中国文化都被看作是文革的文化根源，作为劣等文化遭到了全盘否定，一时间“丑陋的中国人”响彻云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糟糕的丑陋的，别说月亮都是西方的圆，甚至星星都是西方的亮。其典型代表就是当时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只有被西方的蓝色文明所替代，中国才有希望。这种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本来是为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可是右派中的部分西化派却天真起来，居然真的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真的想要把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搬到中国来，并且还推出了自己的政治领袖，把全部赌注都押了上去，做起了在中国当总统当议长当议员的美梦。结果是百万大军兵洗京城，国情派全和（hu），西化派全输，西化派的主要人物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起的“紧急营救行动”接到了美国，成为了现在的民运派，每天拿着美国国会的拨款，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安排做事，成为公开的汉奸集团。
这就是中国四个政治派别形成演变的基本过程。
在谈到中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就是华国锋，虽然如同邓小平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说的那样“华不是一代人，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东西，不仅纵向不能成为一代人，横向也不能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但是，华国锋对中国左派和右派斗争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毛主席逝世时，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左派和右派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华国锋的“宫廷政变”打破了左派右派的力量制衡，随即又将全国的左派一网打尽、赶尽杀绝，从而形成了中国一边倒的政治格局，他自己也成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边倒政治格局的牺牲品，无论中国的历史由谁来书写——左派还是右派，他都注定了只能是一个反面人物。
目前中国这四个政治派别，除了海外民运派已经退出共产党之外，其他三个政治派别都在共产党内，所以这四个政治派别的斗争，必然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决定着13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些政治派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他们自身的前途命运。

三、左派右派斗争对中国的影响和前途
谈到左派右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他们各自的发展前途，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的历史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这里的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人民利益，而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当今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的历史合法性，必须依靠这两条腿来支撑，不同时具备这两条腿，在中国是站不住至少是站不稳的。特别是不能缺少第一条腿，中国的近代史是世界上最屈辱的历史，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一例外的都欺负过中国。这种屈辱历史培养了中国人特别强烈的民族情感，中国老百姓可以忍受自身利益的损失，却不能接受民族利益的损失。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目前中国四个政治派别，可以大致看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们各自的历史命运。
1、老左派

老左派的基本主体都是老革命老学者老党员，他们或者是共和国的创建者或者是共和国的建设者，始终具有革命和创业的理想主义激情，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代表人物都是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大师。老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扮演了20世纪投降派的悲剧角色，同时也注定了其投降派的悲剧命运。作为伟大预言家的毛泽东生前最后一场文化运动就是评《水浒》，目的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直到今天大家才明白，毛主席发动那场文化运动，是对老左派父母般苦口婆心的最后劝阻。可惜这位有能力改变中国并且其思想还将继续改变世界的伟大导师，却没有能够改变老左派的悲剧命运。老左派几乎完整无缺的再现了20世纪宋江式投降派的全部悲剧过程：先是接受招安投降右派，然后去打方蜡围剿左派，杀尽方蜡农民起义清除完左派后，又被高俅陷害遭右派抛弃。他们与宋江的唯一区别，就是宋江没有二次背叛，至死维护了自己的狭义精神，所以尽管宋江等投降了，却仍然被后人看作是英雄好汉，而后来二次背叛的吴三桂尽管惊天动地喋血沙场，却被历史永远定义为小人。政治立场的反复无常是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历史依附性的表现，这种依附性不仅反映了没有担当历史主角的自信和能力，还会因为没有基本的政治道义而丧失公众基础。老百姓会接受宋江，却不会接受吴三桂。老左派与其说是宋江式悲剧，不如说是吴三桂更加准确。并且，从他们的具体特点来讲，也不可能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力量。
第一，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理论旗帜。他们的全部理论主张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邓小平让他们说过，他们说不清楚；胡耀邦、赵紫阳让他们说过，他们同样说不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能行！右派抓住机会乘虚而入，声称已经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站在历史的公道立场上说，中国二十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并不是来自右派，而恰恰是来自这些老左派，正是他们彻底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名声。
先拿马克思主义来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是两个贡献：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一个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造反是有根据的，唯物史观证明了造反是有前途的。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被老左派们批了几十年，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可怜马克思批判了市场经济一辈子，其理论最终反倒被中国的左派们说成是建设市场经济的理论，单就马克思主义来讲，老左派比右派更加恶劣。右派只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羞辱马克思主义，老左派却是公然羞辱马克思主义。

再拿社会主义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可是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却是把特权阶层当家作主理解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把官僚集团占有制理解为是公有制；把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理解为是按劳分配。按照这种尺度去衡量，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文革也不是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还不是社会主义，说来说去，只有1962年到1966年那四年是社会主义。那四年是中国特权阶层最舒服的四年，也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最相似的四年，既没有文革中老百姓大民主的冲击，也没有改革中资本集团的冲击，是一个真正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惬意时代！可见，老左派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封建特权式社会主义。虽然这种特权式社会主义笼罩着温情脉脉的棉纱，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那种血腥，但它毕竟是比现代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一种生产关系，最终被现代资本主义打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其实他们这种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农民起义逻辑，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遭到了彻底否定，只是在对文革的妖魔化中老左派重新竖起了自己的理论旗帜，后来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再次粉碎了他们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历史合法性，他们的理论旗帜已经被历史飓风撕裂为一堆破碎的褴褛，无论怎么使劲摇摆，展开来的也总是一堆破布，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一面像样的理论旗帜了，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旗杆一举，未等到旗帜展开，就会立刻引来一片社会的哄笑。
第二，他们是站在消极的历史立场上批判现实。任何现实社会的批判者都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站在明天的立场上批判现实，目的是要把社会推向明天；另一种是站在昨天的立场上批判现实，目的是要把社会拉回昨天。老左派就属于后者，很不幸的扮演了一种消极的历史力量。他们试图跨越改革和文革两个历史阶段把中国拉回到昨天，将整个社会永远固定在他们认为是牧歌式的1962到1966年那狭小的历史空间内，即便那四年真的是老百姓的田园牧歌，历史也不可能向后倒转。这种可笑的政治自恋使老左派越来越脱离老百姓的实际利益，甚至最终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形成了一种十分荒唐反动的历史观。
最能反映老左派荒唐反动历史观的，就是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历史转变的态度和看法。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社会制度被推翻，是这些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背叛人民利益、腐化堕落为新的剥削集团的必然结果。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就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指出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党，蜕变为压迫人民的法西斯政党，并且预言他们或早或迟会被人民彻底推翻。当看到有人要把中国共产党也领上这条亡党亡国（苏联可说是实实在在的亡党亡国了）的危险道路时，毛主席从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是从挽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以堵塞中国共产党走上苏联东欧的危险发展道路，后来的历史演变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和准确预言。可是老左派却对苏联东欧事变做出了与历史本质相反与人民利益对立的荒唐解释，说是什么帝国主义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有一个苏联家庭偶然生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儿子的结果。这完全是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苏联东欧人民的极大侮辱！难道人民都是蠢驴，只有被老左派牵着鼻子走，才不会走错道路？如此自负的对待人民怎么能够不被人民所抛弃？当初人民抛头洒血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武力镇压都阻挡不住，怎么可能和平演变过去！如果和平演变真的管用，老左派为什么不去演变资本主义国家？

什么叫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指一个革命政党自身腐化堕落为一个法西斯政党的过程。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没有一个是和平演变的结果，无一不是武力镇压失败后被人民推翻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治局做出决定，调集野战军进入首都，用装甲车和坦克对付本国和平示威的学生和人民，这是连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机都没有干过的事情，你让人民怎么去拥护去欢迎？不拥护不欢迎就是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操纵？老左派荒谬的历史观不仅使他们丧失了力量，成为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嘲笑对象，而且经常被右派利用，成为右派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1966年，趁毛主席外出之际，北京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学生大字报，无数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仅清华大学一夜之间就有八百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准备投入监狱，在那个充满理想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被打成反革命简直比死亡还要可怕！毛主席得知消息迅速回到北京，连夜轻装简从去各大高校察看，面对“冷冷清请”、关门闭户、风声鹤唳、哀鸿遍地的凄惨景象，主席边走边流泪，回到中南海即写下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愤怒的痛斥：“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是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决心和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站在一起。当那些已经卷起铺盖准备要去坐牢的学生得知主席要和他们一起受难时，如同见到爹娘的流浪儿那样忍不住放声大哭，人民的泪水和领袖的泪水流在了一起，悲愤的学生不顾一切的冲上街头包围了中南海，决心与自己的领袖共存亡，喊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庄严口号，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对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的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是新老左派的最大区别。也正是老左派的这个致命弱点，使其在历史上多次充当右派打手，也使右派有机会把所有镇压学生运动的屎盆子全都扣在了老左派头上，右派也才能有条件干干净净地去骗取学生的崇拜。
老左派应该牢牢记住，人民永远拥有选择任何政治派别的权力！并且历史地来看，人民的选择永远是正确的，即便是暂时选择错了，人民也会自己纠正。特权社会那种把老百姓看作是需要管教的“无知子民”的“父母官”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第三，他们的思想方法、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已经远远落后了。如果说理论旗帜、政治立场的落后使他们丧失了内功和力量，那么思想方法、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的落后，则使他们又丢掉了剑法。所以在同右派的交锋中，从来就不是右派的对手，不仅不是对手，甚至越到后来越被右派像耍猴一样的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次之所以能够掀起所谓“刘旋风”，致使右派在网络舆论上全面退潮，完全是由于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依然是老左派单独和右派交锋，别说刮不起什么旋风，甚至连个水漂也打不起来。在右派眼里，老左派简直就是爱不释手的玩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随时都会不假思索的作为靶子拿过来打几下，特别是在大学讲台上和报刊媒体上，嘲弄老左派早已成为一种改不掉的时髦嗜好，许多在讲台上备课不充分的老师，只要遇到知识障碍就用嘲弄老左派的办法来掩饰尴尬。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落到了这个份上，还能有什么远大指望！
老左派落到这个悲惨地步主要是他们丢掉了手里的两把刀子：在整个围剿左派的斗争中他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在捍卫特权式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又丢掉了西方现代政治文明这把刀子。空手对敌又是身心俱朽，败局本来就已经注定，再加上右派那种江湖下三烂的暗器手法，老左派根本就不能适应，结果左、右两大政治派别的生死较量，变成了右派单方面的耍猴表演。谈到右派那种下九流的暗器手法，恐怕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所领教，那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再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学科概念全都搅拌在一起，像赌六合彩那样随机的组合成一个理论或者一篇文章，然后甩给老左派去破解。偏偏老左派又大多是一些道德上光明磊落的君子，遇到这种下九流的理论手法根本就招架不了，只能一败涂地。不过追根溯源，这种恶劣手法的始作俑者还是老左派。当初老左派在批判造反派的时候，遇到马克思的话饶不过去，就凭借自己外语功底扎实的优势，说是什么俄语版的《资本论》翻译错了，便搬出英语、法语、德语等许多语种的版本，嘴里叽里咕噜一大堆，造反派立刻就傻了，反驳不了就只能甘败下风。没想到却是作茧自缚，最终循环报应在了自己身上，并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老左派只是搅拌外语一门学科，右派却是把所有学科都搅拌进来，仅加入的数学佐料就达到了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水平，老左派焉能躲过被当猴耍的命运！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虽然四个政治派别中老左派的政治资源最为丰厚，甚至超过了其它三个政治派别拥有政治资源的总和，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形成任何实质性影响了。
他们已经老了。
2、国内精英派和海外民运派的相同特点和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右派阵营两大派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只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同样会对中国社会形成深刻影响，如同1989年那样，所以用2、3两个部分分别对他们的共同点和区别以及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在分析之前有个问题需要事先澄清，海内外的许多舆论经常把精英派和民运派的关系，类比为当年慈禧和光绪的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是民运派自己故意制造的一个错误。当年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年轻气盛的光绪企图变法救亡；而经验老到的慈禧知道变法即亡，因为变法即乱，一乱即亡。可见光绪和慈禧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大清王朝。而民运派和精英派之间纯粹是集团内部争夺私利的斗争。当时的西化派也就是民运派，绝大多数属于单一的知识精英，采用全盘西化模式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当时的国情派也就是精英派，要么是集官商于一身，要么是集官商于一家，全盘西化意味着会丧失其控制的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所以便联合老左派，像当年镇压造反派那样镇压掉了现在的民运派，从而形成了今天代表官僚买办集团的精英派和代表汉奸集团的民运派。
精英派和民运派系出同门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的共同特点。
第一，具有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目标，就是反共反华反毛。就反共而言，民运派是要立刻推翻共产党；精英派则是要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虽然手法不同，但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反华而言，民运派是要借助国际反华势力打回中国，夺回在他们看来由于逃亡国外而失去的改革利益；精英派是要通过毁灭中华民族保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虽然前者是要帮助强盗占领中国这条大船，后者是要凿沉中国这条大船，毁坏中国这艘大船的手法不同，但是要彻底毁掉中国这条大船的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反毛而言，双方则是从战略到策略都完全一致，并且在理解毛泽东和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精英派还是民运派，其理解的深刻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今天任何的左派，他们最懂得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只要打掉这个灵魂，中华民族再庞大也无济于事。死人躯体再庞大也仍然是死人，活人躯体再弱小也仍然是活人，二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一口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精神。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着决定本民族是生是死的那股精神，目前决定中华民族或生或死的这个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右派可以说是剑法高绝、一剑封喉，打掉了毛泽东思想，别的什么都不做，中华民族就成为了一盘散沙，并且是没有良知和道德约束的一盘散沙，“表面看起来很强大，实际上是一袋马铃薯，打开口就会各滚各的（马克思语）”。就这一点并且仅就这一点来说，右派的政治智慧和整体智商远远高于任何左派，的确是一群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的真正精英。去看看今天的左派网站这种感受会更加强烈，几乎所有的用毛泽东命名的网站，都把那些当初依靠反毛起家并且今天仍然没有宣布放弃反毛立场的老左派，奉为时代英雄，那么多左派网站都在刮“刘旋风”，这种思想旗帜上和政治方向上的模糊，反映了在政治智慧、政治信心、政治能力、政治表达方式等一系列方面，左派比右派都还相差太远。
第二，具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混合的共同思想体系。其一，就思想宗旨和发展目标来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怎么合适怎么干。其二，就发展过程和发展道路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事先没有任何限定原则和伦理约束，不设任何道德底线，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是洪水滔天。其三，空前简化做人做事的原则，抽掉了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伦理标准，用做明白人代替以往的做好人，用做实事代替以往的做好事。以往倡导的是“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现在统统简化为只做明白人。以往奉行的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现在却全部概括为只做实事。什么最实在？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于是，随着明白人越来越多，贪污受贿伪劣假冒的实事也就泛滥成灾，贪污受贿伪劣假冒的实惠，又促使更多的人陆续明白过来，从而使整个社会迅速犬儒化了。其四，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法西斯专政，整个社会只能是右派一个声音，其他任何人都不要争论。可以允许流氓吭哧吭哧强奸，绝不允许受害妇女叫喊，叫喊就是争论；争论破坏社会稳定，争论耽误发展机遇，争论必然误国误民，甚至争论会使地球倒转！所以争论本身就是超越任何犯罪的最大犯罪。
坦率地讲，在大前提正确的情况下，上述原则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或政治集团的行动纲领，的确是古今中外最有效的组织原则，或者说，这是一套十分有效的治军原则，但是不能用来治国。“兵用奇，朝用正”，一个国家的伦理旗帜上必须是堂堂正正的崇高目标。兵家可以诡道，国家不能诡道；兵家诡道是为了对付敌人，国家诡道就只能是对付百姓。正是右派用诡道来治理国家，导致了整个社会波谲云诡，朝野上下处处欺诈，中国大地成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腐烂最肮脏的地方。人类历史上的政治腐败并不罕见，但是包括最底层百姓都道德沦丧这种整个社会的全面腐烂却从未有过。一个社会甚至把最纯朴最善良的农民都逼上了种植毒韭菜毒西瓜的道路，未来哪个历史学家会相信！
第三，具有编造政治谣言、淫秽传闻和历史谎言的共同手段。可以说，用编造政治谣言、淫秽传闻和历史谎言的手段来对付政敌，是中国右派的一大发明。翻遍整个人类编年史，再也找不到用下流的连妓女老鸨都会脸红的各种淫秽谣传来对付政敌的卑鄙现象了。逮捕“四人帮”已经30年了，翻遍过去报刊找不到一篇严肃的政治批判文章，一直流行的全都是最为污秽不堪的各种谣传，特别是对江青的人身攻击，其下流程度超越了任何流氓最淫邪的想象，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是人怎么会编造出如此污秽肮脏的东西！如此的卑鄙无耻，如此的龌龊肮脏，如此的污秽下流，如此的阴暗变态，这究竟是中国右派的耻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毒害和极端残酷的阶级压迫，本来就造就了中国老百姓性心理的畸形状态，习惯于用最污秽最淫荡的想象，在精神上报复权贵的高傲。中国的右派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把人类最污秽最龌龊最肮脏最下流最无耻的一面全部释放出来了，一时间大街小巷、朝野各界、学府讲台、大小会议等，到处都充斥着连最下贱的荡妇都想象不出来的各种污秽传闻。右派虽然用这种方式彻底打倒了政敌，但是遍及全国持续数年的污风秽雨，却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腐臭发酵的大酱缸，无论再放进去什么东西，捞出来都是臭烘烘的一堆，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了流氓荡妇。民族灾难，莫此为甚！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初国共两党生死大决战，杀得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双方都没有采用这种龌龊下流的手段，因为双方都知道，一旦端出这个尿屎盆子，污秽的不仅仅是政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以戴笠的军统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没有采用目前中国右派这种无耻下流手段，可以说，除当今中国右派之外，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集团都没有采用过这种下流手段。甚至连德国纳粹集团、日本军阀集团、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在这方面都是干干净净的。无论是德国纳粹的“国会纵火案”，还是日本军阀的“六二六”兵变，都是只见腥风血雨，未见污风秽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干这种事情的，只有目前中国右派。
与编造污秽传闻相比，右派在编造政治谣言和历史谎言方面的技巧则要差一些，远不如他们编造下流传闻来得顺手，比如右派广为散布的那个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就很不高明。1956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他们天天说右派是当时最倒霉最底层的人，既然饿死人，那么最先饿死的肯定是社会最倒霉最底层的右派，只有在右派饿死以后，才会饿死那三千万比右派处境要好的人。可是右派不仅没有饿死，反倒比一般人活的还好，现在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写文章编谎言，是不是人老了就不知道脸红？还有那个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谎言，喊了30年也没有拿出过一个数据。倒是启发了中国老百姓：既然造假具有这么大的作用，那干嘛不用造假来赚钱！于是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行业一种商品没有造假的了。
在编造谎言歪曲历史方面，有一种手法迷惑性比较大，就是以“我的父亲”为题材的各种回忆录。毛主席早就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现在利用回忆录歪曲历史同样也是一大发明。其手法的迷惑性在于，采用情感逻辑不仅能够直接伪造历史，即便对同样的历史事实，采用不同的情感逻辑也会解读出十分惊人的相反效果。假如黄世仁的女儿也写一部《我的父亲黄世仁》，不妨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效果：“我的父亲黄世仁，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把土地租借给杨白劳等落后群众。可是杨白劳好吃懒做，负债挥霍，给女儿买高档化妆品（当时的红头绳），全家大吃大喝（当时的白面饺子），四处游荡（躲债7天），后因躲债意外死亡。我父亲好心收留了其孤独的女儿，没想到该女子贪婪狠毒，伙同其当共匪的情人，带领土匪闯进我家，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霸占了我们家的全部财产”。回忆录的基本内容基本情节与《白毛女》完全一样，解读出的历史事实却完全相反，如果再编造一些类似喜儿勾引黄世仁的精彩情节，对历史的颠倒将更加惊人。今天中国右派书写的历史，再次证明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谎言，如同鲁迅先生分析的那样：人类社会有两部历史，一部看得见的历史，是用吐沫写成的，其中全是谎言；另一部看不见的历史，是用血写成的，那才是真实的历史。以往中国历史什么样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打开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的却都是浓痰。人们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习惯随地吐痰，其实原因很简单，正是作为文明表率的知识精英在历史祭坛上随便吐痰，喜欢仿效精英的老百姓也就自然养成了随地吐痰的习惯。
3、国内精英派和海外民运派的不同特点和影响
第一，扮演的历史角色不同。精英派是腐败力量的代表，民运派是汉奸力量的代表，再现了中国历史上腐败和汉奸既彼此对立又彼此依赖的相互寄生现象。腐败和汉奸的相互寄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盛产汉奸天下闻名，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个战场上都是两个民族的正面搏杀，唯独中国例外，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大战场所抵抗的日伪军中，伪军占70%以上，日军不到30%，完全是日本人指挥中国人打中国人。这里面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单就政治因素来说，就是腐败和汉奸的相互寄生现象：汉奸力量以政治腐败作为自己投敌的借口（中国汉奸中绝大多数也的确是被腐败逼上了汉奸道路，像岳飞、宋江那样被害死也不背叛的极少）；腐败力量又以镇压汉奸为名维护其腐败利益。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始终面临着难以解脱的两难选择：要么接受汉奸，要么接受腐败，如同当初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那样。只是有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第一次打破了这种让中华民族总是被动挨打的两难选择。目前精英派和民运派瓜分利益的斗争，让中国再次陷入了这种历史的两难选择：或者为民运派鼓掌，或者为精英派欢呼。这一点在青年学生中反映的最为明显：精英派来讲改革形势大好，大学生欢呼雀跃；民运派来批判现实黑暗，大学生同样也拍红了巴掌；甚至不是选择其一，而是对双方同时崇拜。就这一点来讲，右派对中国大学的控制相当成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无论是精英派对汉奸的批判，还是民运派对腐败的批判，孤立地看都是对的，从而使大学生把精英派同民运派之间狗咬狗的矛盾，误解为是各自的爱国行为了。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中国历史上腐败力量和汉奸力量同时强加给人民的这种两难选择，既是腐败和汉奸发展的结果，又是孳生更大腐败和汉奸的深厚土壤，它使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往往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来就没有好与坏的选择。这种无论怎样都有害的两难选择，是导致中国人麻木、冷漠、犬儒、虚无、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总是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第二，担负的历史任务不同。精英派的任务是要保护已经改革到手的现有利益，并且继续独占更大的利益；民运派的任务是要参与瓜分改革的利益，并且要夺回被精英派占有的那部分本来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二者之间同样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关系，甚至有时候野兽与野兽之间的争斗更加残酷。这就在客观上加剧了上述两难选择的复杂性：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买办集团和官僚垄断集团的斗争，有可能被民运派利用；同样，人民群众反对国际反华势力和汉奸集团的斗争，又会被精英派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人民进行什么性质的斗争，其结果总是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完全相反，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结果总是老百姓倒霉”。而左派的阶级性质和民族大义，决定了其不能简单利用右派之间的矛盾，而必须同时反对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这两大民族死敌。这就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有可能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要么是民运派领导的反对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要么是精英派领导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更加背离国际潮流的斗争；另外一种情况是，左派领导的中华民族反对一切官僚买办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及其走狗汉奸集团的斗争。目前各个政治力量都在推动社会矛盾向着有利于自己领导的方向发展，最终会出现哪种情况，主要取决于左派（当然是新左派）力量的发展，如果左派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那么未来国际冲突中的中国，将始终是精英派和民运派领导相交替的政治格局。对此，可能又会有人说什么“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针对中国的国际冲突不会发生。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但是打开地图就会看到，美国用半个世纪终于完成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岛链封锁，不可能像现代男女的感情游戏那样“是个无言的结局”。
第三，历史债务和历史出路不同。精英派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浩劫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自然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几乎毁坏殆尽！而民运派在资产大瓜分资源大抢劫之前就被赶到了国外，没有直接从事抢劫资产和毁灭资源的刑事犯罪活动，身上比较干净，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势有强烈渴望却没有恐惧压力。如果说精英派史无前例的惊人罪行已经使他们丧失了任何退路，彻底站到了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立场上，那么民运派则有着许多历史选择。无论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许多逃亡国外的政治集团，当汉奸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孙中山的“同盟会”（即后来的国民党）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其实，如果民运派放弃走汉奸道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本来就是多党制国家，由一个充满攻击力的政治集团取代现在那些尸位素餐的老朽民主党派，未必就是不可能，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可惜，或许是他们的历史性质和阶级立场决定的，或许是他们被那天晚上的枪声打怕了，他们还是选择了汉奸道路。
不过，无论民运派在汉奸道路上走多远，都不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筹码，未来有可能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将是精英派。九十年代以来，精英派一直不停的向美国等国家转移财产，美国等国家也把精英派当作吸收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巨大吸管，用零价兼并、外汇存款、海外投资、亏损贸易、不良资产、金融证券、廉价资源、血汗工资等各种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抽走了，并且给美国创造了扣押中国全部金融资产和切断中国全部资源通道的条件，以及控制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正在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逼上拼命的绝路。精英派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犯的严重罪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集团，他们转移到美国等国家的财富，更是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对外损失的总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绝不会放过对精英派的全球性追捕，而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贪婪，必然要全力保护逃亡到美国的精英派，这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无法解开的死结。可以说，无论对中美任何一方来讲，精英派和台独派都是一把双韧剑：如果中国是右派当政，精英派和台独派就是美国用来宰杀中华民族的两把刀子；如果中国是左派掌权，精英派和台独派就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两条绞索，并且这两条绞索将彻底结束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作为预言大师的毛泽东，已经预言到了台湾这条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现在又多了精英派这条比台湾还要粗大的绞索，两条绞索合在一起，该到了美国“买单”的时候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精英派引进的这句西方格言，将肯定会应验在精英派和美国身上。美国人只知道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殊不知它同样是有史以来最薄弱的国家，历史注定了将由中国人来告诉美国，哪里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只是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武器。至于这一天何时会到来，则取决于精英派包括台独派的发展，其中主要是精英派的发展，而民运派在其中根本不会有任何大的作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及其走狗精英派的矛盾，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及其走狗精英派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4、新左派
新左派也就是毛左派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毛泽东早有安排，毛泽东早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就说道：“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历史不折不扣的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预言发展，新左派在经历了30年巨大历史磨砺后，正在步伐坚定的朝着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走来。虽然他们目前的成员十分稚嫩，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具有远大的前程。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政党的革命精神的历史继承者！他们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争取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在天之灵希望的寄托者！他们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誓死捍卫者！他们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产生的纵向地狱不回头的铁血子孙！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张王牌！他们也是国内右派集团和汉奸集团的天然终结者，是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对世界统治的彻底毁灭者！所有这一切历史品质，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源自于他们的历史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东西，能像红卫兵这三个字一样，引起精英派民运派以及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疯狂仇恨和极端恐惧了。甚至有的老的精英派，别说直接听到这三个字，即便是听到和这三个字相联系的一些声音，都会立刻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这三个字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杀伤力是何等之大，所以精英派民运派等右派对这三个字的妖魔化和镇压也是最残酷最持久的，只要和这三个字相联系，就会被残忍地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无论你是战功赫赫的革命英雄，还是稚气未退的年轻学生，都绝不原谅永不原谅！30年来，日本鬼子可以原谅，汉奸特务可以原谅，唯独红卫兵造反派不能原谅，不仅不能原谅，甚至把历史上凡是能够想象到的、无论是否发生过的一切罪恶，都加到了他们头上，把古今中外所有神怪小说中关于妖魔鬼怪的描述，都集中到了他们身上，远远超过当年国民党对共产党青面獠牙的妖魔化描述。或许正是30年地狱烈火般的炼狱生活，造就了新左派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崇高忘我境界，如同跃出八卦炉的孙悟空，经过一番狱火冶炼，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大闹天宫的单纯毛猴了，还练就了一双能够辨别敌我的火眼金睛和能够担当千难万险的钢筋铁骨。历史把他们锻造成了如同当初万里长征后的区区两万中央红军一样，虽然数量很少，却是中华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盐中之盐！
新左派之所以会成为包括中国右派之内的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灾难性天敌，是因为：
第一，是新左派深深植根于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之中，堵塞了右派像中亚国家那样发动“颜色革命”的条件。老左派总是担心右派发动“颜色革命”，什么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就是群众运动。世界历史上哪有左派怕群众运动的道理？老左派之所以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失去群众。可是新左派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力量，无论中国发生什么颜色的革命，都将肯定是彻底埋葬右派特别是精英派的斗争。1989年之所以右派能够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那是因为当时的工人农民并没有失去原有的社会主义福利，所以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弟兵采取了观望的立场。如果再给中国人民一次机会，右派不仅不会掌握领导权，并且肯定会成为第一批血流成河的孤魂野鬼。请问，中国哪部分群众会成为右派的力量？是那些长期被拖欠工资的九千万民工？是那些一家老小生活没着落的三千万下岗工人？是那些被从国有企业赶出来丧失了全部福利的六千万工人？是那些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款的丧失土地的1.5亿农民？是那些惨烈亏损到血肉横飞的七千万股民？还是那些因无钱治病眼看着亲人死在家中的成千上万的悲愤家人？所有这些悲惨的群众力量，又有哪一个的悲剧不是精英集团造成的？又有哪一个不是早已把精英集团恨之入骨！他们唯一能够发动起来的就是学生，但是，大学生的爱国本质决定了一旦了解了他们的卖国行为，肯定会立刻转变为反对甚至围捕右派的活跃力量。况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那些浑身散发着狐臭味的所谓“街头革命专家”，和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实际锻炼的造反派相比，在发动群众方面完全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算不上，和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玩什么街头革命，简直比三岁孩儿童和泰森玩拳击还要荒唐！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彻底堵塞了任何反华势力的所谓颜色革命。可以肯定，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什么颜色革命，到时候恐怕左派面临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不是同精英派争夺街头群众，而是如何阻止愤怒的群众对精英派进行暴力清算。
第二，新左派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清白如初的政治品格，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留给右派任何理论空间。他们一开始就不承认改革的历史合法性，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如同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的所谓改革与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逻辑；他们从文革到现在一直坚持认为复辟派即现在的精英派，是一群疯狂抢劫国有资产的“还乡团”；并且认为其最终归宿，肯定是充当美帝国主义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恐怖主义的走狗；他们也一直认为华国锋发动的“热月政变”，是中华民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最终丧失一切政治权利和基本福利的历史起点。可以说，把改革神圣化，是精英派抢劫国有资产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唯一理论大旗，也是他们干尽所有坏事的唯一遮羞布，无论是欺男霸女逼人死命，还是强拆民房圈占土地，永远都只是两个字：改革。对于这些年的中国老百姓来讲，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改革这两个字更加可怕的了，老百姓对改革的恐惧，要远远超过官僚集团对文革的恐惧。无论任何人，只要接受了改革神圣化的前提，就只能接受精英派一切胡作非为的合法性。老左派就是承认了改革的神圣化，才会被精英派打的狼狈不堪。新左派则根本不承认这面大旗，认为这面大旗不过是精英派从事犯罪活动的漂亮招牌。新左派从根本上对改革神圣化的否定，揭掉了精英派的理论伪装，不给精英派留有任何思想退路，逼迫精英派只能公开他们真实的政治目的，终于公开宣称：“私有化不过是物归原主，共产党的国有资产本来就是从资本家那里抢来的，现在还给人家是完全正当的。”精英派的这个政治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结论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剥夺者和被剥夺者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可以说，逼迫精英派公开其真实的政治面目，被迫放弃以往那种“改革是为国为民”的历史伪装，是新左派的一大胜利。最近网上广泛流传的《主流经济学家奇谈怪论语录》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对群众的教育作用超过一百篇左派的批判文章。左派应该继续搜集这方面的东西，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精英派的改革主张，一旦发生颜色革命，就把精英派这些仇恨人民的言论印制成传单，分发到街头每一个群众手里，看看谁能革谁的命。
第三，新左派在知识结构、文化功底等方面也远远超过右派。 “德是水之源，才是水之波”，历史上凡是拥有真理的先进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拥有实践真理的能力。同样，历史上所有反动集团的腐朽本质，决定了他们不仅没有真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知识。更何况目前的精英派和民运派大都是一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财色之徒，纯粹是一帮空有至高学术头衔的学阀流氓，那些作为精英派思想前沿的主流经济学家最为典型，他们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我胡汉三又回来了”，除去这一句话具有实际内容之外，其它所有方面都不过是玩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公式，与那些街头路边摆弄残棋的小混混儿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真有学问有能力的没有几人，所以一个郎咸平就能挑翻大陆整个经济学界。再看表面一盘散沙的新左派，目前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受过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西方学科的严格训练，对精英派那套装神弄鬼的西洋剑法十分熟悉，出手便能击中精英派的理论要害，到目前为止的左派右派大论战中，始终在阵前搏杀的主要是这一部分新左派。另一部分是潜心磨剑30年的本土派，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对东西方文化纵向横向的广泛思考，是那些只崇拜“读过两本薄薄小册子的”精英派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在掌握群众语言上，精英派更是望尘莫及，这也是精英派不可能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新左派内部这种天然组合，使他们既了解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又深谙东方政治文化的优势，是唯一具备了整合东西方政治文化能力的政治派别。新左派东西方文化兼备的优势，也让那些吃美国文化快餐长大的精英派苦不堪言，他们缩进专业里装神弄鬼，有海归派西洋剑法的追打；他们跳进历史中寻求武器，又有本土派深厚内功的扫荡。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精英派的反动思想体系已经土崩瓦解，批判精英派反动思想的斗争，正在成为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目前左派应该做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发扬鲁迅倡导的“痛打落水狗精神”，“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充分利用互连网这个现代媒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精英派的本质，是一群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华民族为敌的反革命文化匪帮、反革命政治匪帮和反革命经济匪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种积极的政治力量将其彻底埋葬！
四、当前左派右派斗争的焦点和左派的任务
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左派右派之间的斗争，就其总体性质来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是中国人民重建社会主义基本权利和基本福利还是继续其越来越悲惨生活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是为子孙后代留一块生存资源还是让西方国家把中国彻底掏空的中国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就当前来讲，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捍卫还是颠覆被海内外喻为“胡温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线上。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体的中央政治路线，反映了中国最广大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是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转变。这一转变过程触犯了以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刻骨仇恨和疯狂反扑。目前精英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退潮，绝不是精英派的力量已经软弱，而是因为他们正在动用政治手段改变中央的政治路线，并且在积极准备反革命右派政变。《物权法》被否定仅仅5个月之后又重新进行审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说明右派已经具备了反动反革命政变的能力。仔细看一下西山会议内容就会发现，那绝不是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扑，而是不折不扣的在组织反革命右派政变。此前他们就已经宣称：“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精英派之所以敢对中央政治路线公开警告和威胁，就是他们自信有能力随时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组成的右派集团，是目前中国所有政治派别中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已经进入了党政军各个要害部门，已经基本控制了经济特别是计划和金融等关键部门，并且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学、媒体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很容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反革命右派政变，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危急关头，可以说，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旦中央政治路线被推翻，无论是以政变形式还是以颜色革命形式被推翻，中国都将陷入大崩溃、大解体、大分裂的历史最惨烈境地，中华民族的所有敌人，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都对此作好了充分准备。

矛盾的性质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手段。目前中国左派的紧迫任务就是团结起来，粉碎反革命右派政变和“颜色革命”，捍卫中央的政治路线。老左派的优势是拥有超过右派的雄厚的政治资源，大批健在的离退休老干部老专家老党员，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政治资源，若是能够把这一政治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会形成反革命右派政变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即便政变成功也很难获得历史合法性，这就能为新左派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政变创造条件。新左派的优势是拥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新左派“居者有其屋，患者有其医，幼者有其学，老者有其养”的思想大旗，完全继承了几千年“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能够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右派发动所谓“颜色革命”，新左派完全有能力把任何颜色的革命迅速变成彻底埋葬右派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本来就是依靠群众运动起家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至少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可能害怕群众运动，毛派共产党人之所以能30年后死而复生，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孕育产生的，他们之于群众运动，就像如鱼得水那样的悠然自得，就像穿越暴风雨的海燕那样欢快兴奋，对他们而言，人民革命是生命中最为辉煌的盛大节日，是生命价值的最终归宿，是灵魂再生的凤凰涅磐！
所以现在威胁中国的不是什么颜色革命，而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新老左派能否联合起来阻止反革命右派政变，是老左派最后一次历史机会，既是他们向右派反扑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赎罪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抓住这个历史机会，中国真的发生反革命右派政变，改变现行中央政治路线，不仅老左派将彻底进入历史坟墓，新左派也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重上井冈山。

张宏良

200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