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提示，我该何去何从呢？

银行正规军与PMI民间社区有何差异？

与其相比，本人还是相信抱团取暖的社区。

同样存在有风险，我为何不选择自己的PMI社区呢？PMI一旦发生重启，旧马依然与本人及社区同在，不用置疑的！旧马只是暂时性的冻结。理财产品如遭遇风险，正规军银行就把风险全部转移到你的身上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社区有一条绿色通道始终为社区伙伴提供畅行，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就是PMI社区的希望之路！

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光着脚丫去找找看，不是跑路，就是压单！不是压单，就是变相的商场积分、股权分红！梦幻般的仙境让你感受到自己是绝对不会走错路，可结果是什么呢？鸡毛满天飞，不是吗？

点评：这是一篇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从书斋走出来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并推动社会进步，她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是知识分子内在生命的觉醒过程，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知行合一致良知，天人合一观自在的慈悲和智慧。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心态上慢慢变得放松，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收敛去掩饰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欢我、接纳我。总是顾虑别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过小心翼翼。我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还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公共领域。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善良而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时愿意像法治社会的公民那样，花费时间去较真，逼使现有的不合理规定做出相应的改变。这种善意的批评，温柔的坚持，是强大的建设性的力量带我们去看见社会存在的问题，寻求圆满解决的方法。足以证明中国学者是可以“求放心致良知利天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

讲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

今年（2019年）1月，她在公众号里发出了第一篇文章，《写给人到中年的自己》。她说，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诗：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之后，我们频频看到她的时评文章刷屏。在《人脸识别技术的隐忧》一文中，她铿锵有力地说：“对于北京地铁即将推行人脸识别技术的做法，我表示坚决的反对。”在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中，她说，“在职博士制度是高校基于需求而开发的一个产品。”“正视这样的需求，采取策略性的疏导的方法，应该要比运动式的围追堵截要好。”

在《ZARA模特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中，她说，“看到几张雀斑照片，就能迅速联想到丑化中国女性乃至亚洲女性的人，骨子里想必是自卑的。”

我们记住了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劳燕东飞”。

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老师。

她在学术领域耕耘了近二十年。在陆勇案中，她曾参与学术研讨，质疑仿制药处罚制度的不合理，但并没有回响。而去年《我不是药神》热播，随着舆论的推波助澜，这一制度得以改变。她忽然意识到，只有当法律问题上升为公共性的议题，才有可能推进制度的改良或变革。从一名低调的学者，到站出来面对风口浪尖的舆论，是她的承担，也怀揣着她的愿景。正如她所说：“相信中国社会一定能够走出历史的三峡。”

在大学从教，就我的本性，是更喜欢书斋生活的，单纯而安静。平素关心政治，是因为权力所代表的支配关系，会深刻地影响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政治永远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作为学者与知识分子，我们所承担的社会公德，就是善意地批评，同时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有所改进。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值得你我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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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家中三姐妹，排行老二，加上自己也不属于漂亮而乖巧的女孩，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忽视。好在从小开始，我的成绩一直挺好，在学校还是比较受老师喜欢的。

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教育体制，就是需要与人竞争，只有在成绩上胜过别人，好像才会获得承认。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比较敏感，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

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民主测评分数也挺高，毕业时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但内心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四年的本科学习，我好像仍然停留于中学时代的那种竞争层次，就像是读“高四”的感觉。自信心比较脆弱，因为这样的信心，主要来自于胜过别人，缺乏内在的坚实基础。

毕业时大醉了一场。除了离愁别绪之处，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大学四年过得比较失败。如果说大学四年我有所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在于，在离开校园之际，我终于意识到，不需要与他人相比，与过去的自己比就好；同时，与外在的名利与认可相比，自己内心的认可更为重要。

毕业后进入上海检察机关工作。我很快就发现，机关并不适合我。在机关里，我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枚棋子。并且，我一眼就能望见，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想要考研。处领导一开始不同意，他原本是想把我当后备干部来培养的。辞职报告交上去后，有半年的时间一直没批下来。

那半年我过得挺煎熬的，工作要照做，还不能表现出情绪。期间，无数次地听王菲的《棋子》，觉得自己真正就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想走出他人控制的领域而不得。

我那时下了决心，要考北大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我一直对如何规制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兴趣，大学时便是公法学得比私法要好得多。

大二那年，我旁听了郑伟老师的刑法课，他那时刚从德国帕萨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才三十几岁。在讲台上，他曾说：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在墓志铭上镌刻上“中国刑法之父”。

那时我就想，能让一位年轻学者如此动情的学科，必定是极具魅力的。

大三结束的暑假，我偶然读到陈兴良老师的《刑法哲学》。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当时给我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想要辞职的那一年，听说陈老师从人大调到北大任教，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报考北大。

我决定辞职时，家里人起初觉得丢掉稳定的工作，辞职考研有些冒险，但后来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等辞职报告批下时已是10月底，离当年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只剩十几天了。

辞职手续办完后，我即刻北上，住进北大蔚秀园的招待所，全力以赴备考。复习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那三个月过得孤寂而充实。亏得有当时在北大读研的朋友相助，为我提供诸多的便利。这份相助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没怎么想过，如果考研失败会如何。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遇到一堵墙，基于畏惧心理，纠结要不要爬的时候，就先把帽子丢过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根本不是犹豫要不要爬过去，而是怎么爬过去的问题。

好在运气不错，复习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还是顺利考上了。经我本科时的游伟老师引荐，成为陈兴良老师指导的硕士生。那一年，陈老师只招了我一个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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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温和而严谨，对学生极少批评，以鼓励为多。我以前并没觉得自己有适合做学术的特质，但陈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颇有悟性。

他也非常开放与宽容，允许学生发表和他不同的观点与见解。我那时看的刑法书很少，读研第一年对刑诉法特别感兴趣，还有过转专业的冲动。不过，我很快觉得刑诉法过于技术化与操作化，我还是对有伸展与想象空间的理论更感兴趣。陈老师也不觉得有问题，他只是委婉地提醒我，在社科知识与专业功底两个方面，不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在北大读研期间，我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书看得也比较杂。

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近代走向衰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顺利转型成一个现代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让我对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有不可遏制的兴趣。当时，我都把此方面的阅读理解为是业余兴趣，后来发现，原来是可以与本专业的研究相结合的。社科知识的背景，让我看专业问题的视角变得开阔。

在此期间，我内在的自信也逐渐建立起来，开始敢于去表现自己的锋芒。

北大的氛围，长处在于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包括批判精神与胸怀天下的视野。短处则在于，学生容易流于坐而论道，不够踏实，形成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

那几年应该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光，却也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清华任教。虽然就在隔壁，但我之前很少去清华。清华比较讲规矩，尤其是对资历浅的年轻老师。好长时间里，我都不习惯清华的氛围。包括对上课迟到的严重性过于强调，让我有一度经常做找不到上课的教室急得不行的那种梦。如果第二天一早有课，前一晚经常都睡不好。

不过，清华对踏实努力的强调，也治好了我读书时年少轻狂的毛病。同时，在专业功底的补强上，也让我获益良多。

我以前喜欢宏大叙事，学术文章的写法多少有点“剑走偏锋”。在刑法理论这块，扎实的、体系性的知识是比较欠缺的。清华刑法学科的长处恰恰在这方面。以张明楷教授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对解释论的强调，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对自己的研究风格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能写宏大叙事的文章，也要能做精细而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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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始终是在社会的框架之中运行。在我看来，首先必须要能判断社会在往什么方面发展，并弄清一个良善的社会应当具备哪些价值，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

对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始终难以平和，难以云淡风轻。我期望自己，即便人到中年，还是保持必要的锋芒。以前我会有意无意地收敛自己的锋芒，因为比较顾虑他人的看法。

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心态上慢慢变得放松，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收敛去掩饰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欢我、接纳我。总是顾虑别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过小心翼翼。我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还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公共领域。

想通了这事之后，我的心态比以前要好得多，在公共场合比较拘谨的毛病也有改善。

一直以来，对于公共问题我都是有表达欲望的。单是学术论文的写作，无法满足这方面的表达欲望。

在贾敬龙杀人案、天津大妈持枪案、正当防卫等问题上，我都有论文发表。但起初是因为我的相关研究，正好与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相契合。

学术作品的影响力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2015年的陆勇案。

我曾在一次案件研讨会上见到陆勇本人，随后还就该案写过一篇论文。我当时质疑的是，如果人们公认他的行为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刑法凭什么将这样的行为评价为犯罪？

我以为，作为法律人，如果按先前的理解，得出的是大家都认为很不公正的结论，这时候就应该去反思，是否这种先前理解存在问题，是否有必要对相应法条作重新的解释。如果无论如何难以通过合理地解释法条而得出公正的结论，就说明很可能是立法出了问题，应当考虑去推动立法的变革。

当时做卫生法研究的老师，包括我们研究刑法的，专门就这个案件开研讨会，也写了学术文章，但并没有多少回响。

2018年，以陆勇案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仿制药的问题一下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今年8月，《药品管理法》做出重大的立法修改，将仿制药从假药的范围中予以排除，很多患者家庭得以摆脱要么等死要么倾家荡产的困境。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当一个社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被大众理解，从而得以将相应的呼声放大，或许就能获得改变的契机。它也让我愿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今年1月份，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了公众号，兴至所致写一些普及性的文章。

我没有认真想过，花时间来写这些不算学术成果的文章有没有意义。在学术之外，我想表达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传递一些理性的声音，仅此而已。我没想到，有一些文章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尤其是人脸识别的问题，我写的文章好像起到了类似蝴蝶翅膀的效应。

这项技术在近两三年内迅速推开。在我看来，它所许诺的便捷利益与所潜含的巨大风险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尤其是，对于被收集方而言，一旦数据泄露或遭到滥用，并不存在有效的救济手段，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也就是说，风险是不可逆的。与其他技术不同，这项技术很可能打开的就是潘多拉的魔盒，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把这个社会带向哪里。

我在公号上正经写了大概十六、七篇文章。其中，涉及时事或社会问题评论的文章，超过三分之一都被平台删了。

刚开始比较郁闷，后来慢慢想开了，我写我的，他删他的吧。我告诫自己切勿反应过度，尤其是不要走向极端，从而背离自由的基本立场。

写公号文章比较花时间，现有的考核体制内也不算什么成果，还可能带来其他的麻烦。但我肯定还会继续写的，有想法时就写。在表述上可能会做些调整，至少要能够推送出来。不过，没有想过要改变犀利的风格，做这样或那样的自我审查。

我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善良而较真的人。有基本的善良，同时愿意像法治社会的公民那样，花费时间去较真，逼使现有的不合理规定做出相应的改变。

我不算特别勇敢的人，很多事情上也会患得患失。只是，相比于消极地退守或是弃船远走，我的确还是更为欣赏这样的选择：只要仍然存在能够努力的空间，就绝不轻言放弃。

劳东燕：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劳东燕在清华大学法学院2016年毕业典礼上致辞

此刻，站在这里，我的心情几乎与在座的同学一样，有一些兴奋，又有一些惶恐，还带着浓浓的离愁别绪。兴奋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六十多年才一遇的机会，因为按照惯例，每年的毕业典礼上由老师轮流来致辞，而我们院里有六十多位老师。

惶恐的是，我既缺乏足够的睿智与智慧来教导大家，未来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也欠缺必要的犀利与深刻，让自己的致辞发人深省；同时，打温情牌也并非我的擅长，我更无法给出各式幽默的笑话或网络雷词，让大家愉快的笑声中渡过这十几分钟时间。

每年的毕业季，空气中都充满了离愁的味道。今年，于我而言，这一份离愁显得更为强烈，因为我担任班主任四年的法2同学也要离开清华园。

四年弹指一挥间，我在模拟法庭给法2新生讲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转眼就到了说告别的时候。看到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如何蜕变成自信沉稳的青年，我在感伤的同时也备感欣慰。四年之中，我一直希望对所有同学都平等且一视同仁，但客观上与一些同学交流较多，与多数同学则私下接触比较少。这主要与我的个性有关，比较拘谨与被动，没有与同学们打成一片的亲和力。

在此，我要致以歉意，我本来应当也能够给予更多同学以积极的关心的。同时，要向所有法2同学表达歉意的是，我的《刑法总论》的试卷出得难了一点，这个课程给出的分数，估计是所有课程中最低的。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是在七、八十分之间，因此拉低了同学们的学分绩，作为老师，我深表歉意，虽然以后我可能还是忍不住会出这么难的试卷。

离别之际，总是有一些话要送给诸位同学，或激励或提醒或奉劝，这也是毕业致辞的基本功能之一。

几经斟酌，我想把胡适先生的一句话送给诸位，也送给我自己：“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先说“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各门专业课上，对法律人思维的培养，对体系性思考、法律解释能力以及推理能力的强调，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为“学一点防身的本领”打下必要的基础。这方面，清华法学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同学在疑难案件的解决能力与技术上，比很多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要强出不少。张明楷教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立法不是被嘲笑的对象，与其嘲笑立法，不如反思自己的解释能力。解释能力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同样的法条，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能够解读出更多的内容。

“学一点防身的本领”要求大家，在学校努力学习，走上社会后认真做事。在每一个职位上，对于交给诸位的每一项工作，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并尽量地做到最好，至少是做到合格的程度。强调努力学习与认真做事，不是为了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为了你们将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倘若有一天，你们觉得周遭的环境确实不适合自己，留一点防身的本领，至少让你们不至于失去“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无需一味地忍耐或者委屈自己，仰人鼻息地过上一辈子。

再说“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先生一生都强调，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主义都会有一定的蛊惑性，在接受某种主义的同时，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反思，多半会成为一个“受人惑的人”。“不受人惑”意味着要具有独立的判断力，不轻易相信任何灌输的东西。大学中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便是为了让诸位同学不受人惑。我在课内课外反复强调，尽量去旁听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多读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多了解一些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内的知识，并设法将这些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其意也是如此。

必须承认，相比于专业训练，在清华法学院，博雅教育这一块做得不算太成功。要想“不受人惑”，只是在学校里学习相关知识还远远不够，进入社会之后，诸位同学需要继续花时间与精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并适当关心一下政治。很多人可能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所以不关心政治，但是要知道，政治是从来都是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

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所以，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柴静的一段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很多人厌烦于丹，也是因为她有一张正能量的嘴，却有一颗负能量的心。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 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争论的论地。正如秦晖老师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

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希望诸位同学走出学校之后，能够多读一些历史书，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与现代史方面，设法多了解一些国外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应当坚守的底线做出自己的判断。面对暴政时，或许不能期待我们自己成为英雄式的人物，但至少可以做到不为虎作伥；在他人遭遇不公时，即使没有勇气挺身而出，至少可以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这是做人需要坚守的底线。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会是一个极端溃败的社会，我们已经在文革中见证过这样的溃败。同时，一个守不住底线的个人，也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堕落的人生，因为每往下跨出一步，下一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直到最后完全无底线可守。

3. 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

我们不需要君临天下的领导，清华法学院也不应该以培养君临天下的领导为己任。所以，诸位同学不要将成为这样的领导，视为自己的远大理想。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推动中国社会顺利通过历史三峡的领导人。如果清华法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日后成为君临天下式的领导，我想，这不是清华法学院的荣光，而很可能是清华法学院的耻辱。

4. 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

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诸位同学就要离开清华园，从此各奔前程，需要直面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人事环境。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上，我有三点奉劝：

一是请诸君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少计较，少抱怨，有负面情绪很正常，但还是应该积极地去做事。要将时间与精力放在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包括内心的强大）上，而不是虚耗在单位的人事争斗中。

二是如果内心认为自由、平等、博爱值得追求，请把这些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三是处理好坚守原则与懂得妥协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我会喜欢海瑞，喜欢他的固守原则，欣赏他的绝不妥协。到现在这个年龄，海瑞再难成为我欣赏的对象。抛开他迫使五岁的女儿为所谓的贞洁（只因为接受男童递过来的糕点）而活活饿死的例子不论，他的一生中从未做成过什么事情，只是被当作一个虚幻的道德标兵。现在的我，肯定更欣赏张居正，更欣赏林肯，虽然他们并非通常所说的圣贤人物，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与弱点。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林肯》讲的是林肯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为了使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即著名的废奴条款）得以通过，林肯不惜一切代价，他愤怒、沮丧、流泪，甚至使用三名说客，用贿赂的方法劝说民主党成员。我当然不是要鼓吹为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而只是想告诉诸位，要合理处理好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原则的坚守。

作为女性，我还想与在座的各位女生说一句：请努力去做勇敢而有担当的女性。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某个人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而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有勇气去冒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相信很多女生都看过美剧《傲骨贤妻》，这部美剧讲的是，一名经受丈夫背叛与公众羞辱的女性，如何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从而重新将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个剧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婚姻拯救一个没有进步的你。婚姻的最大意义不是忠诚，而是成人之间伟大的友谊：“彼此不渗透、不求证、不表忠心，以专业收获尊重，以人格取得信任。伟大的友谊不是事无巨细地参与对方的生活，而是在惺惺相惜中保持和而不同。”法学院的诸位女神，祝你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也请法学院的各位男神，在以后帮助你们的另一半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借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一句话：改变世界，从我做起，从你做起，从大家做起。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请在抱怨的同时，从改变自己做起。